弗兰克认为，在当前宗教贫乏的状态下，通往基督教信仰真理之路已经别无选择，不是从陈旧的书本中提炼精华，而是从我们不幸的生活经历中吸取教训。因此，知识分子们“面临着重估旧的价值和创造性地掌握新价值的重大任务”，必须实现“从徒劳无益的、反文化的虚无主义的伦理主义走向创造文化的宗教人道主义”[ 弗兰克.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M].徐凤林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77]。所谓的宗教人道主义就是“强调人性中的神性成分，强调人的超验性、圣洁性，对终极意义和价值的追求”，[ 陈树林.文化哲学的当代视野[M].北京:人民出版社.][186] 这就决定了宗教人道主义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和调整神人间的关系。
弗兰克指出，在西方思想史上，人神之间的关系主要呈现为两类。第一类，在旧约宗教时期，神人之间呈现出“主奴关系”。“在这里人完全被看作某种类似于‘陶匠手里的陶罐’的东西。他的全部生命不是他自己的生命，而是把他作为自己的家什或自己的工具的陶匠的行为的表现。一旦离开‘陶匠’之手，他自己就只会被打碎。但是，这种把人看作完全无力的绝对的神造的活物的观点，实质上使得人关于自己与神的关系、自己自愿地执行神的意志的责任的意识不可能存在了：陶罐没有这种同陶匠的关系的意识，而且它的存在也并不需要这种意识。”[ С.Л.弗兰克.实在与人[M].李昭时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171] 他还指出，古希腊罗马人道主义有一个严重缺欠，人与神相似没有涉及神人间的一致和内在联系。神和人之间的关系仍然处于对立、冷漠甚至是敌对状态，而这也就决定了人的生存面临着悲剧状况。另一类是人成为“人神”，人取替了神的地位。这种思想主要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所产生的。笼统地看，在西方哲学史上，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人成为人神，人取替了神并且统治、控制了神。人变成了“人神”。人不再需要神来赋予自己的存在和生活以意义和价值。弗兰克指出，这两种基督教人道主义建基于基督教旧约文化、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所弘扬的理性主义文化基础之上，因此对人的本质、神人之间关系的界定上最终导致人道主义走向反人道主义。
通过对西方思想史上两种人道主义观扼要回顾后，弗兰克指出，回归宗教，但不是旧约时期的基督教，而是新约时期的基督教。“基督教是人的个性宗教；它道出个性的圣洁、绝对价值；它宣扬对人的信心；如果它同时令人想到人的罪恶意识，那么这种意识之所以如此沉重和紧张，就是因为罪恶状态被认为与人的真正本质相矛盾，对人的本质的歪曲——是它从本来的高度反常地‘跌落’的结果。无论古希腊罗马人还是旧约中的人，都不知道每一个人的圣洁，都没有感受对每个人之本质表现出来的实在绝对价值的虔敬情感，——而且，绝不可能消灭这种价值，因为连最恶的、最卑贱、最微不足道的人都有这种价值。”[ 刘小枫.西方宗教哲学文选(上)[M].杨德友,董友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 [199]因此，基督教是一种并非因为神与人对立而敬神，而是因为神与人深度地相近而敬神的宗教。基督教是人性的宗教。因而，任何肯定神的绝对的超验性、神对于人的完全异类性的观点都是片面和错误的，只有以东正教的“神人性”理论为核心的宗教人道主义，能够使“人神”走向“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