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焰》副刊是20世纪30年代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的文艺副刊，其前身是创办于1933年3月3日的《红色中华副刊·三八特刊》，1933年4月23日 “红中”编委将其更名为《赤焰》，并在江西瑞金正式出版发行。《赤焰》从创刊之日起到1933年8月1日发表“‘八一’纪念专号”为止，共发行三期，在第三期后虽仍有文艺作品在《红色中华》上发表，但并未以《赤焰》副刊的形式出刊。在今天中央档案馆保存的《红色中华》影印版资料（1-324期）中，仍然存有这三期珍贵的《赤焰》副刊。1934年秋主力红军长征后，中央苏区逐渐被国民党军队侵占，《红色中华》被迫停刊，直至1935年秋红军到达陕北才得以复刊。1936年丁玲到达陕北苏区后，开始着手建立“中国文艺协会”，并强烈主张出版文艺刊物，《红色中华》的文艺副刊因此也很快复刊，这就是1936年11月30日在陕北出刊的《红中副刊》，由丁玲任主编。本文讨论的对象仅限于苏区时期的《赤焰》副刊，不包括此后的《红中副刊》。
《赤焰》文艺副刊的诞生与党和红军一直以来对文艺宣传及文化建设的重视密不可分。苏区时期，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广大工农群众是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获取胜利的最可依赖的基本力量。因此，向苏区民众宣传党和红军的革命理念，提高他们的政治认识，并以此来巩固和发展初创的苏维埃政权，就成为党和红军宣传工作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务。宣传工作的最佳手段当然首推文艺，正如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所言：“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1]早在1928年8月中央苏区颁布的《苏维埃组织法》中即规定，政府设专门机构管理文化事务，运用行政手段开展文化建设[2]。在1929年9月江西革命委员会颁布的“行动纲领”和12月底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案》中，党和红军对苏区文化建设提出了目标要求和具体实施办法。《古田会议决议案》指出，“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的工作”，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要把文化宣传当作教育群众、组织群众、打倒敌人的重要武器，苏区的文化事业是“革命总战线中一条重要的必要的战线”[3]。1931年9月，湘鄂赣省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文化问题决议案》则进一步指出，文化工作对于阶级斗争、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和建立工农阶级文化事业具有重要意义：“第一，为使苏维埃政权得到强固的社会基础，必须铲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旧道德、宗教、风俗、封建教育和礼教，建立工农阶级的各种文化事业。第二，文化工作具有重要的阶级斗争意义，在苏区进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及一切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教育，提高群众的政治认识……第三，使人民群众享受文化娱乐，使人民知道和相信苏维埃政府是他们自己的政府，是为人民谋利益的……第四，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第五，注意对苏联社会主义文化活动以及苏联文化建设情况的研究和介绍，努力争取使苏区文化向着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 [4]这些会议中有关文化工作的规定，是早期我党制定的革命文化方针政策，确立了文艺宣传工作在党的革命事业中的重要地位，不仅在理论上为苏区的文化建设事业指明了方向，而且提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具体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