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佳芝，一个男权语境的颠覆者

 ——评张爱玲《色·戒》

内容摘要：

本文试图通过对张爱玲《色·戒》中不同于她其他文本的女性形象的独特性和相异性分析，以及对隐藏在文本背后的阅读缝隙的探讨来认识这个文本不同于其他文本的独特性。她的其他作品侧重的是对女性“奴性”的描写，而这个作品则给我们塑造了一个颠覆男权语境的女性形象。这种与整体创作风格相背离的阅读效果以及在背离背后隐藏的原因探究便是这个文本的独特价值所在，这种价值是她的其他小说文本很难比拟的。

关键词：男权语境  传统  自我价值  颠覆性

历来研究者在论及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时，一般都认为她的作品中更多关注的是女性对男权文化的依附和体现出来的奴性。于青就曾经在文章中如此评述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人们虽然熟知历史上女性的卑弱，但在文学还没有将这卑弱的历史刻画得如此苍凉到令人惊恐，原来卑弱的女性历史，其中有一半是她们甘愿为奴的。”①这是中国在多少世纪以来的男权文化中女性作为独立主体的缺失的现实，如《金锁记》中那个被他人和自己双重压迫，完全找不到自己位置的曹七巧，最后又以同样的残酷来对待自己的亲人。这是一种女性独立主体缺失后导致的人性的异化。还有《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封锁》中的，《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等，无不体现出这种主题。所以一般都认为其作品主要体现了“张爱玲内心深处对爱情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对人生的根深蒂固的虚无感”。②应该说这是比较真确的概括了张爱玲作品最主要的情绪。但这并不能涵盖她所有作品，或者说即使创作者在创作时也许是以这样的思维在贯穿其创作过程，但因为各种原因，其作品的阅读效果会与创作者的初衷有较大背离。在我看来，《色·戒》就是这样一个作品。

《色·戒》在许多人看来并不算最好的作品，但却是张爱玲花费最多心力和时间的作品。从1950年动笔到1953年完稿，至1978年最终发表，前后历时逾二十多年。为什么这短短一万多字的小说让张爱玲沉吟良久？为什么沉吟良久后发表的文字，却让读者感觉含混莫名？这个故事如此简单，简单到让读者一目了然，但若仔细阅读，却会发现许多欲言又止，欲说还休的意味。我想正是在小说的简单与含混相背离的背后，隐藏着作者的意图和她并不欲为人知的心绪，甚至是她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某种情绪。正是在王佳芝的身上张爱玲寄予了更私密的个人情感体验，所以这个女性形象完全不同于她以往的文本中女性形象特点，而更多的体现出相异性和独特性，那就是对男权语境的反叛，虽然在反叛中因为客观的社会环境和个人的局限性而不得不同时表现出妥协，但在妥协的背后依然是一个反叛的灵魂。由此，可以认为，这个小说最大的价值就在于王佳芝这一形象的颠覆性，因为这种颠覆性是她其他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所不具备的；同时相较其他文本而言，这个文本隐含更多张爱玲的个人身影，并从中折射出的她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爱情观。##end##

王佳芝这一形象的颠覆性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探讨。其一是贯穿在刺易行动中的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觉醒后的反叛。其二是作为乱世中的女性在独立个体觉醒后的人生选择对当时价值观人生观的颠覆。这两个层面的颠覆性可以说是张爱玲在创作中都没有很清晰的意识到的，但当她在王佳芝身上有意无意折射着自己的情感历程时，这个阅读指向就很明晰了。张爱玲以女性视角来审视男权语境中的女性时，她看到的是女性独立主体的缺失。在一个女性意识无法被认同的语境中，男人与女人的战斗无关爱情，而只为占有。因此在张爱玲笔下，王佳芝与易先生不是“爱”与“被爱”的关系，而是“猎”和“被猎”的关系。正如同文中所说，“他们是原始的猎人与猎物的关系，虎与伥的关系，最终极的占有”。③女人自古以来不过是男人心目中的猎物，是最终的被占有者。这是张爱玲在历经情劫认清现实后的无奈的认同，但认同并不意味着顺从，因而在王佳芝的身上便体现出张爱玲从女性视角观照出的在男权语境中的女人自我意识觉醒后的反叛，但这种反叛不是绝对的背离，而是交织着女性与自我挣扎与外界斗争后的妥协。但在妥协的同时，也意味着另外一个层面的反叛。王佳芝便在刺易行动这样一种男权语境中，通过三个层面的“猎”与“被猎”的转换表现来这种妥协与反叛的交织，体现出其颠覆性。

第一个层面的“猎人”是王佳芝身边的同学，而王佳芝此时成为“猎物”。在张爱玲文本中，围绕在王佳芝身边的几乎全是男人，表面上看她是被大义所打动而决定刺易，实际上真实的决策者却是她身边的男人，他们才拥有真正的话语权。他们让这样一个有点单纯天真的女孩去演一场戏时，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他们忽略了王佳芝作为“女人”的甚或作为“人”的最基本东西：情感与尊严。他们不过把她当作了一个道具，甚至为了让道具真实起来而不惜去破坏她：为了色诱易先生而找剧团中唯一一个有性经验的男同学梁润生与她同床共枕。这个看似荒谬的情节背后隐含的却是张爱玲多么深刻的洞见：几千年的男权话语完全忽略了女人作为人的最基本的特质！这个情节我们可以把它看作王佳芝女性意识觉醒后必将反叛的伏笔，刺易的最终失败在此我们已隐约可见。由此，她由“猎物”转变为“猎人”，而易先生这个男人成为“猎物”，这是第二个层面的“猎”与“被猎”。恰恰是在这个转变中王佳芝的反叛性体现了出来。她不再是被动的工具，而成为一个希望能借此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独立的个体。但是这种转变在张爱玲看来是危险的，或者说是她对这种转变的结局是持悲观态度的。于是她写了王佳芝无法反抗各方的要求，包括她的同学们和易先生，同时她也写到王佳芝的虚荣和欲望。在这些描写中张爱玲试图贯彻她一贯的对人性对女人的理性观照。她认为王佳芝是可悲到有些可厌的，她的悲剧源于女人在这种男权语境中的软弱。所以在文中，她让王佳芝表面看起来象一个仅仅为了物质而最终送命的肤浅女人。因为张爱玲对人性特别是男性的恶的深刻认识让她无法不对王佳芝在同情的同时更产生怒其不争的怨恨。在她看来，女人就是因为无法摆脱对男人的依附才会有自己的悲剧。但恰恰是这些描写，我们却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女人从个体意识的缺失到觉醒后的反叛的过程。所以当两年后这个行动继续时，真正的期盼者就是王佳芝了。她希望以这种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存在，这是对当时男权语境的一次反叛。所以表面上的顺从底下掩盖的是一个已经觉醒了的灵魂。清楚了这个层面的反叛后我们就不难深入到更深层次也更复杂的反叛层面，那就是对刺杀行动的最终放弃。这样，就出现了第三个层面上的转变，即易先生作为一个男权符号的象征，转变为“猎人”，而王佳芝则转变为“最终级的猎物”。当然，这第三个层面的转变是很微妙的。就那么简单的一个眼神，一个算不上很温馨的场面，让她有了一种错觉，“这个男人是爱我的，她若有所失”。就这一瞬间的错觉，让她突然改变，从而使王佳芝在反叛的同时，却也妥协。在这个行为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反叛与妥协的交织。这种反叛既是对她此前选择的反叛，也是对此前加诸于她身上的男性语境的反叛，同时夹杂的是乱世中觉醒的女性对个人情感渴望的妥协。而这种对情感的妥协不正是对当时男权文化下的价值取向的最大反叛吗？只是在面对这个男性世界时，王佳芝的反叛就注定了是一曲悲剧，无从避免。

今夕何夕兮今世何世？身逢乱世，本就是一大悲哀，更何况一个具有清醒的独立的自我观照意识的女性。这样就有了文中王佳芝对传统人生观价值观爱情观的颠覆。而王佳芝的选择又何曾不是折射出张爱玲的观念呢？“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是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写到范柳原与白流苏在香港的定情之夜范柳原送给白流苏的诗句。张爱玲把这句原自《诗经·邶风》中的“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改成这样后，恰恰体现的是对传统的价值观爱情观的颠覆。在传统观念中，爱情是不仅是要欢欢喜喜，还要有盟誓，要永生相依。但改成这样后，就不是一生一世的约定了，而不过是相爱当下的选择，只要朝夕的相恋，而不在乎恒久的誓言。所以，在很多人看来都不太理解的王佳芝的选择中，隐射的却是张爱玲在一个离乱之世中彻悟后的与众不同的人生选择。虽然小说并没有着力渲染当时恰逢战乱的上海图景，但通过发生在易公馆的几位太太们的谈话我们可以看到战争带给人们的离乱之感。而这种离乱之感在经受了西方文化思想洗礼的已经觉醒的女性来说，更是成为无法抹去的心头重负。因为她们经受的是双重的精神重压，一重是在中国当下男权语境中对自我价值观照后的失望，一种则是乱世人生的飘零感。王佳芝所处的时代与她所经历的一切让她跟张爱玲其他作品中的女人截然不同，她们也许也经历了战乱，但是没有象王佳芝这样深入其中。当如此深入其中时，她必然会对生命对情感对人性有更深刻的认识。王佳芝在最初选择刺杀易先生时是被情势所推动，是一种非自主的行为。但很快她就在与社会的真正接触中被这种生活在乱世的离乱感所捕获，她所接受的教育让她真正的开始思考个人存在的价值问题。在这样的乱世中没有什么是可以永恒的，如果易先生的情感在此时的王佳芝看来是真实的，那么就值得她为之付出。即使这种付出是以生命为代价，正如张爱玲在《惘然记》序中写到的“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这是对男权语境下的价值体系的彻底反叛。

在这种反叛中我们也可以窥见到张爱玲的影子，这就是这个作品的阅读缝隙。它导致了上文的阅读结果，因为王佳芝的选择实际上就是张爱玲自己的选择。在现实生活中，张爱玲反叛社会伦理，在胡兰成依然有妻子并被人称作汉奸文人时，就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如传奇般与胡兰成相恋。这与文中王佳芝放弃民族大义而选择易先生的结局何其相似！这是一个有了清醒的独立个体意识后的女性做出的独立判断与选择，是对中国几千年的女性依附地位的反叛和颠覆。为了这段感情她倾其所有，甚至不惮背上民族罪人的骂名。但在这种男权语境中，胡兰成也不过是人世的一个俗物，他无法摆脱那个时代的影子，更无法真正感受到张爱玲在把她的情感维系在他身上时是一种怎样的决绝。因此当他给了张爱玲婚姻后，就觉得已经很对得起她了，在婚后依然与与他身边的多个女子周旋，甚至完全不在乎张爱玲的感受。我们看不到他对女性的尊重，女性在此时依然是士大夫们政治之余的消遣品，张爱玲最终也不过是他心目中的一个“猎物”，有了最终级的占有后，她就已不再重要。在痛定思痛的沉思后，张爱玲决定放弃与胡兰成的婚姻。这种放弃实际上就意味着对身处时代中无法逃脱的男权语境的最无奈的选择，这种选择不是忍让，不是接受，而是以放弃的表象实现彻底的背离，从而使张爱玲的存在本身就具有了从女性角度观照后的对男权文化的反叛意义。虽然这种选择的背后是作者透彻世情后的无限悲凉。所以在《色戒》末尾易先生带着三分春色出现在易公馆的客厅中，这三分春色中饱含了张爱玲多少欲说还休的情思啊！我想张爱玲在创作王佳芝这个形象时，是一种怎样的心碎神伤，而在最终发表后，又是怎样的一种大痛后的彻悟！题目中“戒”之含义可说是意味深长的。

   参考文献：

①于青：《张爱玲传》 世界书局1993年版 P130

②陈思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P15

③张爱玲：《色·戒》《 张爱玲文集·精读本》华侨出版社 2002年10月版 P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