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不同于其他政府行为，具有很强的隐蔽性。现有的研究很难直接观测一个地区或者一个政府的真实腐败程度。采用主观调查的方法来衡量腐败水平成为一种次优选择，然而，主观调查的结果或指数，即清廉感知指数，并不是真是的腐败水平，是受调查者对政府腐败程度的主观认知。不是把该指标当成真实的腐败水平(Gutmann, Padovano, & Voigt, 2015)，而是将其看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或者政治现象成为当前较为接受的做法(Melgar, Rossi, & Smith, 2010; Nechaev & Proskurina, 2012)。
有学者(Melgar et al., 2010)主张，即便是腐败感知水平不同于真实的腐败水平，但是后者影响前者。因此，高程度的腐败感知水平会对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比如制度不稳定性的增加，个体、制度与国家间关系的恶化。高程度的腐败感知水平比腐败本身的影响更为恶劣，它产生一种对政府机构的不信任文化。比如，Kim (2010)研究表明，在日本和韩国，公众的政治腐败感知水平显著增加了人们对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不信任度。
Chang and Chu (2006)用亚洲国家的数据证明了腐败感知对于公众的政府信任具有显著的降低作用。因此，导致一种行贿文化的产生，而有行贿经历本身会显著提升腐败感知水平(Cábelková, 2001)，导致恶性循环的出现。另外，清廉感知水平较低导致公众对政府、民主体制与社会制度等方面的信任度降低。Villoria, Van Ryzin, and Lavena (2013) 等使用西班牙腐败大爆发的事件作为契机，采用该事件之后2009年的调查数据发现，行政和政治的腐败感知水平越高，其对社会制度的满意度和信任度水平就越低，同时使得公众产生违反法律法规的意愿。作者进一步指出，尽管这些结果不能证明是因果关系，却表明腐败感知水平较高会导致巨大的政府合法性损害，降低人们对民主社会的信任水平。也有对拉美四个国家的研究表明，腐败感知水平高大大降低了政权的政治合法性(Pharr & Putnam, 2000; Seligson, 2002)。
对于清廉感知程度的测量，亚洲风向标采用了四分制的做法（Asian Barometer），分别测量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清廉感知水平。其在问卷中直接询问受访者，您认为腐败和收受贿赂在您所在的政府（地方和城市）有多普遍？选项为，“1”几乎没有腐败；“2”不是很多官员腐败；“3”大部分官员腐败；“4”几乎每个人都腐败；“8”不选；“9”拒答。您认为腐败和收受贿赂在中央政府有多普遍？选项为，“1”几乎没有腐败；“2”不是很多官员腐败；“3”大部分官员腐败；“4”几乎每个人都腐败；“8”不选；“9”拒答。1995-1996世界价值观调查，也涉及了腐败问题，您认为行贿和腐败在本国发生的普遍性？没有公务员、少部分公务员、大部分公务员、几乎所有公务员都参与其中。而Political and Economic Risk Consultancy 2010 /2011主要关注腐败存在的部门。具体而言，1、在以下的职位中，在何种程度上，您感觉到腐败是一个问题？（国家层面的政治领导；城市和其他地方层面的政治领导；国家公务员；地方公务员）2、对于以下的机构，在何种程度上，您感知到腐败是一个问题？（警察部门、法院系统、海关、税收部门、政府许可团体、监管团体、军事）。此外，香港廉政公署也定期对公众进行腐败认知反面的调查，他们的问题为“您對香港貪污情況普遍度的看法”选项为“非常普遍”、“頗普遍”、“不太普遍”、“非常不普遍”、“不知道”、“没有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