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方案的诸多成果，都是在探索实践中的重大问题中形成的，这些重大问题真正构成了中国方案的实体性对象和内容。所以，除非这些问题本身能够相应地得到深入追问，否则，中国方案就会始终是浮于表象的纸上之谈。因此，中国方案从根本上来说，将不可避免从中国和世界的历史性实践中获取其实体性对象和内容。这正是习近平所指出的，要围绕中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中国方案。[1]
提出方案本身即内在地包含着发现问题，继而再现（即寻找术语和相应的理性概念，在语言和思维过程中把它们呈现出来）、诊释和解决问题的逻辑序列。世界呼吁中国方案，中国提出中国方案，要义不仅在于再现、诊释和解决问题，还在于发现和提出问题。按照海德格尔的理路，关键不是如何回答问题，而是提出问题，如何明确地透彻地提问，而非只是问问而已。[2]7马克思也曾深刻地指出：“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3]203甚至有的时候，问题新的提法本身就已经包含着问题的解决。[4]168可以说，问题的质量决定答案的质量。马克思主义者的提问，不是形而上地问、思辨地问，而是辩证地问、历史地问。一个最根本的要求还在于，提问必须使有效行动成为可能。换言之，我们必须以能使有效行为成为可能的方式提问。不如此，就会彻底背离中国方案的实践精神，助长单纯解释世界的滥觞。
西方曾一度以“自我”为视角，把其他国家和文明设定为“他者”，以攫取“他者之镜”的工具效用，求得对“自我”的更好认知。这很大程度上即反映了，单纯的西方视域发现问题的局限性。按照一些学者的理解，发现问题与否，在于“理论总问题”将其结构性地规定为可见的东西，还是结构性地排除在可见的东西之外。科学本身“只能在一定的理论结构即科学的总问题的场所和视野内提出问题。”[5]因此，如果束缚于既定的思维惯性和理论视域内，很可能无法将存在的问题可视化。这些已在的问题就会变成非存在，就是无，也就根本谈不上再现、诊释和解决问题。这不可避免要求视域的融合、文明的互鉴和技艺的交流。中国方案不是囿于自己的文明就能建构起来的，它不可避免要求借助世界各国的文化成果。“一带一路”奉行的“沿线国家的合唱”[6]原则，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中国方案也不是从“自我”出发，把马克思主义自诩为绝对的科学，对问题做主观主义的解读，而是“面向事情本身”，回到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建立其上的最直接的样态，尤其要看看它们在未受西方思维和价值染指之前的本真状态。因此，中国方案并不在意识形态的偏见下，采用“还原主义”的方法，将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矛盾冲突，进行“本质主义”的还原，还原到人的差别上（原子式的人与宗法式的人）、社会制度的差别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经济的差别上（最大的市场与最大的计划）、权力格局的差别上（一党制与多党制），等等。继而将问题的解决鼓吹为，不对这些“本质”进行改革或革命，就别无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