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自古希腊时期起就呈现出一种开放的、民主的、重视人文价值的商业文明和海洋文明,而中国文化则在漫长的历史中延续着一种保守的、传统的、强调等级尊卑和血缘亲疏的道德伦常——即封闭性的大陆文明。因此,不同的文化土壤之上,关于“美感”和“快感”问题的看法会有明显不同。西方文化中的审美意识的回答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一座希腊女神雕像,有一位血色鲜丽的英国姑娘的一半美”【[【】引用英国文艺评论家罗斯金的言论。]】之类云云,西方文化意识下的人们认为,血色鲜丽的英国姑娘是美的象征,极具美感,并且她的美感还超越了作为艺术品中“美的象征”的代表——希腊女神雕像。从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一观点蕴含着西方文明中浓厚的人文主义精神,而快感强调的是一种对人性的需求的表达与满足。这也就解释了西方文化中,把快感混同于美感是一种极自然的现象,至少快感和美感的区分度在西方文化土壤中是极细微的。歌德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中所塑造的主人公维特对年轻姑娘绿蒂的炽热爱情的时候,亦是把它理解为美感与快感的混合物,也可以印证这一观点。
而在中国文化土壤之中呢?中国传统观点认为“审美无功利”。朱光潜先生认为“第一,美感与实用活动无关,而快感则起于实际要求的满足”【[【】朱光潜:《谈美》,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版,第31页。]】,并列举了生活中吃饭、喝水的例子来强调快感的实用性。在这里,“美感与实用活动无关”指的是审美过程是“无所为”的、无功利的,而正是在这种纯粹的境界中才达到了“审美”这一“有为”目的。“第二,美感经验是直觉的而不是反省的”【[【】朱光潜:《谈美》,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版,第32页。]】,“直觉”就是“忘却自我”,是意识不到自己在欣赏,是“不觉得所生的感觉是愉快的”。然而一旦觉得自己是在欣赏了,感觉到快感了,那么这便是“反省”了。此处,朱光潜先生用了一个非常贴切的比喻——“提灯寻影”。提着灯是寻不到影子的,灯光到达的一刹那就是影子消失的那一刻,那么由直觉变为反省的时候也就是美感态度失去的时候。我认为,朱光潜先生的《谈美》一书中对“快感”和“美感”观点的探讨是符合中国大地传统的士大夫思想文化中“合乎礼教”这一特征的。再联系到朱光潜先生写作此书的时期,正值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之际,列强对当时贫弱的中国的践踏、侵略,以及当时很大一部分中国人还在沉沦、麻木、未觉醒,朱光潜先生痛定思痛,如同鲁迅以笔为武器批判国名劣根性那样,他以谈美来唤醒沉睡于中国人灵魂之中的民族情感与道德,让当时的人们重拾对“美”的感知和期待,重拾“民族自尊”。因此,写作于当时的有关“美感和快感”的论述,不仅具有美学史上的学术价值,更具有对中国国民精神、思想、灵魂的洗涤与警示作用!中国文化土壤中的美感与快感的基调印象,在那时就已经奠定了,美感是一种时代的沉痛感,是对人精神高格的追求与呼唤,而快感则是满足一己一时实用性的生存之道,长期不被提倡,处于压抑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