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奖”视域里的陕西文学

首先对平凹获得茅盾文学奖表示祝贺。对西安市表示祝贺。请允许我以一个评论者的身份，以一个“茅奖”参与者、关注者的身份对西安市委、市政府、市委宣传部、市文联的这次文化行为表达激赏和敬意。我可以中肯地说，陕西的文化强省建设中，西安市是领军者，陕西文学是领军者。茅盾文学奖是我国最权威、最有标尺性、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大奖。它是一个标尺，不仅标志着个人文学成就的高度，也标志着一个文化区域所达到的高度。循此逻辑，也可以中肯地解读：陕西文学所达到的高度，也是中国文学所达到的高度之一。各位朋友，我有这个自信：这个评价毫无夸饰。软实力，软实力，这就是软实力。

但是，如何面对平凹的获奖，我个人觉着不必惊讶，也无需过度的惊喜。因为这不是一个偶然，这是一个必然。它是文学成就的必然逻辑，也是文学伦理、文学良知的必然逻辑。能深刻解读贾平凹的人，能公允、客观、高度评价贾平凹文学生命的人会有一个成熟的反应。我强调成熟的反应。

在本届“茅奖”初评会上最后一轮我有一个发言，我说，茅盾文学奖如果和新时期以来最勤奋最有分量的作家擦肩而过，那会降低茅奖的信誉。不言而喻，在新时期文学的每一个阶段都有贾平凹的身影，贾平凹都是主力之一；我还说，我赞成主流意志，赞成主旋律，可是我们不能狭隘地、肤浅地理解主旋律，我们得宽泛地解读主旋律，深刻地解读高端智慧和意志。我们解读高端的意志和精神，我们深刻理解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我们深刻理解温家宝总理和文学艺术家的谈心、和科学家的谈心，高端期待什么，高端是要大家、大作品、好作品，是期待能跻身于世界一流的有文化竞争力的、有艺术含金量的好作品、大作品。我们不应该误读高端的智慧和境界。高端不要浅薄的歌功颂德，你越是这样，高端越会失望，群众也越瞧不起，高端和人民群众的期待是一致的。所以我说，我们的茅盾文学奖是选择那些艺术性弱的、直接的、平面的肤浅地反映改革开放的作品，还是选择如《秦腔》这样写出了中国社会前进中的痛苦、悖论、社会变革所付出的道德代价、精神代价的作品，那种究竟对我们的时代对我们的社会反映的深刻，把脉的到位，这是对茅奖的考量。茅盾文学奖如果和深刻地反映了社会变革、精神的迷惘、生命的冲动、心灵的期待和希冀的作品擦肩而过，那茅奖也就和文学的诉求、社会的诉求擦肩而过。那么茅奖的公信力就会受到质疑。我说，茅奖必须或显或隐地反映着这个时代的精神特质，必须起着文学启蒙的作用，必须起着推进文学前行的作用。后来，证明这样的声音是占了上风的。当然，这是所有对文学有深刻认知的文学人的声音。##end##

怎样透过茅盾文学奖评价陕西的文学地位。

我说过，新时期文学三十年我省有三位作家三部作品获得茅盾文学奖，在全国是鲜有的，是陕西文化、陕西文学的盛景。但不是独有，四川有周克芹、阿来、柳建伟、麦加，但是我们陕西的作家作品分量最重、影响最大。新浪网读书版块有一民意调查，简称“民调”，我原文照读：“截至26日中午，在谁最可能获得本届茅盾文学奖读者调查中，前三位分别是《秦腔》、《四拾壹炮》、《平原》，（《秦腔》列第一位），在读者最喜欢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调查中，《平凡的世界》以88%比例高居榜首，《白鹿原》63.33%名列第二”。我省获奖的作品，第三届《平凡的世界》位列第二；第四届《白鹿原》位列第一，（我看的资料是位列第一，有资料说位列第二，但在我们的心中，在文学心中，在读者心中是毫无疑义位列第一的）；第七届，也就是本届，《秦腔》位列第一。在本届评奖中，大家有个共识，名家名作多，竞争激烈，但像《白鹿原》那样公认的不存在异议的、不评就说不过去的作品没有，我看陈建功也这样认为，据载，“评委会副主任陈建功认为，从茅盾文学奖的参评作品看，总体水平比往届高，但是特别突出的作品却很少”。毫无疑义，《秦腔》很骄傲地排在这很少之列。也就是在这次大会的发言中，我说，这是对的，我们说到《白鹿原》，它是一个高峰，是陈忠实个人创作的产物，但是我们必须顾及《白鹿原》产生的时代背景、文化背景，它诞生于中国思想、文化最活跃的时期之一，它也是那个时代氛围、营养的产物，是特定语境的成果。所以如果那个语境不再复现，也许《白鹿原》就是新时期文学的绝唱，茅盾文学奖的绝唱。

以茅盾文学奖为参照背景，我以为，我们陕西文学为中国文学贡献了三个现象：

第一个现象是路遥。这个现象这样解读，新时期以来还没有一个作家过世多年以后，大家会越来越怀念他，；还没有一个作家，随着他离世时间越来越久，他的作品愈来愈有生命力。还没有一个作家像路遥这样是不能言说，失去了辩护权的；是时间，是读者向主流施压，说，你得重视路遥，你得重新评估路遥。路遥的《早晨从中午开始》是中国文学的精神标尺，路遥的敏感，直指这个社会不合理的结构安排，直指这个社会因为机制，因为身份设置而导致的原罪现象。我们现在突显的城乡二元对立问题，早在二十多年前的高加林的心里开始冲撞。历史证明，路遥的敏感是对的，文学的敏感是对的。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现在逐步改进实行的农村政策，我们就无法解读这个社会的文明进程。

第二个现象是《白鹿原》。《白鹿原》被认为是新时期最好的长篇小说之一，而且至今还没有整体上超越它的长篇出现，而且它是新时期以来长篇中唯一一部长销书。它不畅销，畅销容易；它长销，长销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正在经历经典化。

第三个现象就是贾平凹。我这样解读，第一，贾平凹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最勤奋、创作生命力最旺盛的作家之一，新时期文学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思潮都有他的身影；第二，贾平凹是中国最具国际性影响的作家之一，为什么，影响必然说明了它的价值；第三，如果我们较深的解读贾平凹，他的作品隐现着这个时代的痛苦、诉求，突显着沧桑，融渗着对国家民族、底层的忧思。但是，请允许我说一句话，平凹的成就，他得感谢生活、感谢民众、感谢社会情绪和社会诉求、感谢广阔的资源。陕西的创作应该感谢陕西的评论资源，陕西的评论家是陕西文学的思想库、智库。所以，我说，我们陕西文学所达到的高度是中国文学所达到的高度之一，陕西文化大省建设陕西文学是领军之一。

所以说，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金炳华为什么说陕西作协的换届工作，意义和影响远远超出陕西。他这样说的时候，我理解，绝不是浅薄地说代际转换，它包含着一种背景、一种评价、一种对陕西文学由衷的、真诚的尊敬、敬意。

十一年前，正是平凹走霉运的时候，我有一篇文章，题目叫做《贾平凹，一个具有国际影响的作家》，请允许我读一段，作为我对以贾平凹们为代表的陕西作家的敬意，作为我发言的结束：

“曾经，和世界文学的交往被京、津、沪一些活跃的作家所垄断。现在，愈来愈多的有价值的文学现象正在中国内陆腹地发生。勤奋、质朴的陕西作家已经开始用自己的创造向异国的读者显示着中华文化的魅力和真正的文学征服力。他们通过自己的体验和写作，通过对具体的民族苦难和欢乐的叙写也在表达着这个时代人类共同关心的课题”。“贾平凹近期的创作弥漫着浓重的沧桑感和悲剧感，显示着艺术家的勇气，也显示出他由才子向大家的迈进。贾平凹的心灵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冲突，这个食欲不振、不敢喝酒，时常去医院打点滴的孱弱之躯的心灵是追求独立的，性格是倔强的，桀骜不驯的。贾平凹的创作是这个时代的一个悖论······我还想说的是贾平凹的创作离不开陕西文学的总体结构，有时候，他从这个群体超拔而出，有时候则从这个群体汲取营养，陕西作家群的创作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精神品位，在经历了多种冲撞之后，真正的视文学为生命的作家愈来愈重视自己的精神成长。

我们该祝贺这些底层劳动人民出身的知识分子在更广阔的空间里显示自己的力量，让我们理解他们的谦卑，让我们认识他们的高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