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言、象、意三者之间关系的辩论成为当时流行的一大玄学命题。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提出：“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在前人对王弼“言意之辨”思想的研究中，多从“得意忘象”的角度入手，注重对“意”的把握，认为王弼重意而忘象，忽略了象在得意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虽然象是得意的工具和手段，但若没有象的存在，其中的意也就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了。正如王弼在讨论具体的“四象”、“五音”和代表精神本体之道的“大象”、“大音”之间的关系时说：“然则四象不形则大象无以畅，五音不声则大音无以至。四象形而物无所主焉，则大象畅矣。五音声而心无所造焉，则大音至焉。”[ 王弼著，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第195页。]由此可见，虽然王弼提出“崇本息末”的准则，但他只是为了矫正世人对物的执着，反对汉代经学繁琐的治学方式，把对精神本源的追寻恢复到最重要位置，并不是要完全抛弃对世象万物的感触。“忘象”并非绝对的弃绝，而是要化象为意，不停留在表象，从象中见出意。
对“象”的重视自然也影响到人物品藻上来，纵观《世说新语》中的人物品藻中的自然因素，可以见出，其根本特质就是人之象与自然之象在品评中的结合。在这种人物品藻中，虽然所评中心在人，但对人的品评和欣赏同时也是对自然的品评和欣赏，两者都以“象”的方式敞开了自身，言说着自身，彰显着自身的存在。它从最基本的视觉形象入手，把两种不同种类的形象摆放在一起，产生审美性的融合反应。在这里，人之象和自然之象突破了比喻中主体和喻体的主次之分，不是简单的罗列叠加，也没有高低优劣的比较，而是同时成为审美、评判、欣赏的对象。人物品藻是对人的形貌、气质、德行、人格的欣赏判定，是对人的审美。但是，它不能离开对自然物的审美而独立存在。这种既包含自然之象又包含人物之象的品藻通过以“象”为言的方式同时实现了自然审美和人物审美。
首先，它是对人与自然进行的直觉性的观照。直觉观照是中国古人历来习惯采用的认识方式。正如彭锋在论及自然对人类的影响力时有说：“在所有的事物中，自然物最能够抵制我们从概念、功利和目的的角度所赋予它们的各种联系，从而最倾向于呈现其自身。”[ 彭锋：《完美的自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页。]人物品藻中人之象和自然之象的言说，既是对二者的认识，也是对二者的审美性的感受。“卞令目叔向：‘朗朗如百间屋。’”（《赏誉》五十）“王丞相云：‘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岩岩，卞望之之峰距。’”（《赏誉》五十四）“世目周侯：嶷如断山。”（《赏誉》五十六）诸如此类简明的表达，只以一“如”字把人和物相连，没有任何多余的解释、分析，就是一句成功的品藻。所以，这里所谓的直观性就是人和自然物在第一时间给人的第一印象，它是瞬间的、感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