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中心论”或“欧洲中心主义”、“西方中心论”，其内涵纷繁复杂，“是一个多头怪兽，而且有许多化身”。[[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所知世界的终结——21世纪的社会科学》，冯炳昆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84页。]在某种程度上讲它也可以说是一种关于东西方文明的认知模式。这种认知模式的具体内涵和表现尽管形态不一，但这中间总是有一个大致不变的基调，即自我与他者或西方与东方的对立，比如先进与落后的对立、中心与边缘的对立、输出与输入的对立等。在这种对立的认知模式中，似乎只要确立了一方，另一方就会以其对立面形式确定下来，或者可以依循确立一方的特点从反面来寻找另一方的特征。例如，如果说西方自然环境好，就可以找到东方自然环境不好的一面；如果说东方的黄种人不好，就可以找到西方的白种人好的一面。而且，这种对立认知总是附有一种优劣、好坏的价值判断，这种价值判断的两端总是以西方占优势和主导，因而，东方历史与社会发展的历程就是西方的文明向东方传播的过程。
最初对东方社会有着真实接触的西方人是那些传教士、殖民地的行政官员和富有的旅行者等。这些人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和与东方人个体接触后的感触留下了的一些带有文明冲突和自我文化认同性质的记载。西方知识分子遂根据这些记载，在想象甚至虚构的基础上“创生”出许多关于东方的认识与解释研究，同时也根据这些“知识” 在对立认知模式下不断丰富对自我的认识。]在1700年到1850年间，欧洲人的想象将世界划分为或更准确地说是迫使世界分为两个根本对立的阵营：西方与东方（或者说“西方”与“非西方”）。在这种新观念中，西方被想象为优越于东方，想象出来的东方低等价值观被树立起来作为西方理性价值观的对立面。特别是他们把西方人想象成天生被赐有独特的品质：他们理性，勤劳肯干，富有成效，乐于奉献，勤俭节制，自由民主，诚实，成熟果断，先进，灵巧，积极主动，独立，进取，活力四射。东方人则被塑造成与西方人相反的他者：他们不仅风骚淫荡，专制腐败，天真幼稚，落后，模仿他人，消极，不独立，停滞不变化，而且还不理性，独断专行，懒散，一毛不拔，放纵，另类，等等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一路凯歌，到韦伯所处的时代，这些不断沉淀与积累下来的东西方对立认知不仅获得了外部事实的支撑，而且还逐渐以经典欧洲中心传播主义（classical Eurocentric diffusionism）的模式得以理论化和系统化，成为欧洲学术界的主导思想，并名正言顺地加入到西方学者学术研究可兹利用的 “采石场”中，甚至还进入了中学生的教材或课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