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韦伯对资本主义兴起问题的比较分析来看，如果仅从东西方好坏或优劣的对立认知这个角度讲，应该说韦伯还不足以列入“欧洲中心论”者的行列。因为：一、韦伯虽然是从西方资本主义兴起这一角度来分析西方文明的独特性，但在韦伯看来，“独特性”并不等同于独一无二的价值。[Max Weber,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III. Tübingen: J.C.B. Mohr (Paul Siebeck), 1988. p4.]也就是说，西方文明的独特性并不等同于西方文明的优越性，或者说，韦伯在这一问题上并不想作好坏或优劣的判断，这也是他坚持主张的价值中立学术伦理的要求。况且，韦伯在文本中也表明了他对西方文明发展的忧虑，否则，他就不会用“铁一般坚硬的外壳”(stahlhartes Gehaeuse)来形容西方社会的未来。因此，如果从现实意义上讲，韦伯突出新教伦理的意义实际上是在暗地里向宗教袪魅的现实社会发出一种“先知”似的醒世危言。二、韦伯的历史分析虽然是在比较和呈现东西方文明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在他看来是历史和社会的特殊性和多样性表现，而不是好坏或优劣的比较，用他的话讲是，“这里用来作比较的几种文化之间的价值关系问题，我们将不作任何探讨。”[Max Weber,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I. Tübingen: J.C.B. Mohr (Paul Siebeck), 1988. p14.]而且，从普遍历史的视角来看，韦伯是将西方和东方同时置于理性主义这一主线下来审视，并非说西方是理性的，东方是非理性的，也并非说西方的理性是好的，而东方的理性是不好的，总起来讲，它们都是理性主义的不同表现形态。三、在历史研究颇为注重的因果分析上，韦伯对东方研究中那些缺乏可靠证据的因果论证也是抱持着谨慎和批判的态度。例如，他反对把当时流传的中国国民性特征归因为种族的遗传性；[Max Weber,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I. Tübingen: J.C.B. Mohr (Paul Siebeck), 1988. p517.]反对把印度人怠于记述历史、漠然于行动的现象归因于气候影响下的“虚弱无力”（Erschlaffung）。[Max Weber,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II. Tübingen: J.C.B. Mohr (Paul Siebeck), 1988. p133.]而在当时的德国学术界，种族决定论和环境决定论的解释可以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J.M. Blaut, Eight Eurocentric Historians .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2000. p23.]在韦伯看来，环境因素在因果分析中是可以考虑的要素之一，但绝非是任何地方都可以拿来套的适当原因，这也是他多元因果分析的体现；而种族因素在韦伯看来是一个尚未发展成熟的研究领域，尽管韦伯内心有此倾向，但他认为把它作为学术上的因果论证要素还为时过早。[Max Weber,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I. Tübingen: J.C.B. Mohr (Paul Siebeck), 1988.p15-16.]由此可见，韦伯表现出的是一个学者的博大胸怀与宏大视野以及严谨的学术态度，撇开实际的效果不说，在学术研究上，至少主观上看他是在把客观、公正、不带偏见作为自己的追求。也就是说，韦伯至少在观念上是在自觉回避对东西方文明作好坏或优劣的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