抒情性和诗性意蕴的增进

­                         ——略论契诃夫对曹禺风格转型的影响

摘要：

抒情性和诗性因素的增进，是曹禺戏剧转型的标志，也是契诃夫对曹禺的主要影响。对艺术平淡美的追求，贯穿契诃夫和曹禺的创作过程，也是两人的共性之一。

关键词：

抒情性 诗意 平淡美  激情

正文：

契诃夫是一个勇于革新、勇于探索的剧作家。与当时俄国舞台上许多形形色色的为形式主义的作品相比较，他的作品在当时属于新形式，用的也是新手法。即所谓的“契诃夫式”。其突出的特征是：以现实主义为主要的叙事原则，赋予生活更多的诗意和象征性的因素，追求抒情方式的平淡美。

契诃夫曾影响了曹禺整个四十年代的创作，使曹禺戏剧风格有了明显的转变。这一转变的突出标志就是作品的抒情性和诗意的加强，这也是他接受契诃夫影响的主要方面。“他教我懂得艺术上的平淡。一个戏不要写的那么张牙舞爪。在平淡的人生的铺述中照样有吸引人的东西，读了他的作品，使你感到生活是那样丰富。他的作品反映生活的角度和莎士比亚、易卜生都不一样，它显得沉稳，感情不外露，看不出雕琢的痕迹。” [1]曹禺欣赏契诃夫那平淡而又隽永，自然而又富有情趣的风格。他抛开那些生活中不常见的、被人为地戏剧化了的事件，而企图从日常生活的表面，追求深刻的社会本质，他按生活本来面貌来写生活，写平凡的生活事件，把“戏剧化的戏剧”变为“生活化了的戏剧。”契诃夫的天才在于能在平凡的生活事件中写出真正动人的戏剧来。“他的剧本中的动作并不表现在通常安排的高潮、悬念和矛盾冲突中，他看得更深，写真实的人在命运中有所感悟，在思想感情上把人升华了，把许多杂念都洗涤清净了。” [2]曹禺也具有这种天分，这从他的剧作中可见一斑。

《日出》的情节冲突和人物关系都不像《雷雨》那样集中强烈，也没有贯穿始终的中心事件。它选取人生的零碎，通过日常生活的片断，组成了一幅都市生活的画面。这些人物聚在一起只是萍水相逢，没有亲疏远近，也没有宿怨孽根，无所谓谁是主角谁是配角，而是“互为宾主，交相映衬”，因此也无法形成主要的戏剧冲突。《日出》同《三姊妹》在艺术风格方面却十分接近。两部作品都在不着意渲染的日常生活中揭示了生活的矛盾和意义，蕴藏着生活的诗意。《三姊妹》中爱情不幸的玛莎总喜欢背诵“海岸上，生长着一棵橡树，绿叶丛丛……树上系着一条金链子，亮铮铮…… ”的诗句，并反复出现过多次。《日出》中命运同样不幸的陈白露也喜欢背诵“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身后。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的诗句，并且在不止一次地吟咏着、品味着。两首诗都具有象征意义，都在说明着女主人公的内心矛盾和痛苦。《海鸥》中反复出现的“我是一只海鸥……啊，不是的”也具有同样的韵味。《三姊妹》结尾处后台军队奏着进行曲，像是离别，又像是召唤，三姊妹站在那里，互相紧紧地靠着，听见那渐渐低远下去的军乐声，浮想联翩，她们感到“多么愉快，活泼的音乐啊，叫人多么渴望着活下去吗？”《日出》的结尾则有打夯工人们唱的“日出东来，满天的大红！”的歌声，随着越来越来雄壮的歌声的呼唤，则是沉重的夯砣一下一下落在土里的声音。这声音给人以强烈的震动，仿佛是一个大生命浩浩荡荡地前进，并将充塞整个宇宙。两部作品的结尾都充满了诗意。《三姊妹》写的是生活的寂寞和悲哀，但真正的诗意在于对生活的渴望和追求；《日出》写的是社会的黑暗，是人性的堕落，但真正的诗意在于对光明的赞颂。[3]

《樱桃园》艺术上的主要特点在于能够细腻地写出人物内心的活动，丰富的感情和琢磨不定的情绪，这种感情和情绪由于长期的酝酿和淤积而形成凝练的深沉的富有诗意的语言，造成富有诗意的美感特质，能够烘托出诗一般的舞台气氛，契诃夫工于此道。樱桃园一方面是阳光遍地，鲜花盛开，白茫茫美景一片；一方面又充满了忧郁、感叹和凄凉。自然界的花园正花繁枝茂，而郎涅夫斯卡雅心中的花园意识残枝败叶，一片萧条。樱桃园尽管美丽但必须砍伐，这是为了给新生活开路，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出剧本的诗意的主题，同时也能体会出与此有关的富有诗意的安排。例如结尾处琴弦崩断的声音，斧头砍伐树木的声音，都说明过去的一切永别了！契诃夫很善于把舞台上的外在的真实同人物内在的真实结合起来，利用观众的视觉，通过画面的音响把观众带进诗歌的艺术世界。契诃夫剧本的抒情性弥补了缺乏情节的冲突所造成的戏剧性不足的缺陷，获得了另一种成功。##end##

曹禺是剧作家，有诗人的特质，他的剧作在演绎尖锐的矛盾冲突同时，还流荡着深情款款的诗意，它凝聚着作家饱满的生命激情和对诗意的追寻。一个剧作流于一般简单生活的翻版，殊无意义，不仅难以留存，也不会在当时就赢得观众的青睐。诗意的创造来源于对生活的感受和作家独特的内心感悟。《北京人》的人物，已经潜入到心理的底层。像愫方那样丰富的感情，细腻的内心变化，不管是温柔善良，孤独凄凉，痛苦忧伤，都写得回肠荡气，已经达到了如契诃夫所写的玛莎（《三姊妹》）、宁娜（《海鸥》）、索尼雅（《万尼亚舅舅》）那样的深度。她们的形象本身就是一首诗，因为这些形象太美了。《北京人》的抒情意蕴，突出表现在对愫方的塑造上，曹禺对愫方的塑造倾注了全力。愫方的生活、情感、对爱情的渴急和善良温柔的个性，都具有鲜明的诗意本质。他准确地把握住了这种本质，所以对愫方为主要人物的《北京人》的抒情深切而隽永。

 剧本通过大量的简单、平凡、真实的日常生活现象——一首诗、一幅画、一两句交谈，一种神态，一只鸽子，等等，把愫方和文清的爱情，描述得细腻而真切。它把愫方那善良秉性、真挚情感，以及她对文清的爱，表现得更加纯净。这就造成了她对思懿的尖锐矛盾，给她带来许多不幸和痛苦。然而，愫方给自己设想了一个美的境界，在美的幻想中讨生活，她始终神态恬然，和善，微笑着。但生活总是捉弄她，那空洞的幻想世界，一触实际便被撞得粉碎，她那美好善良的灵魂，也就是遭到更多的凌辱。于是在极为难堪的境遇里，愫方对文清的爱，由爱的幻想世界，变为默念祈祷，怀着虔诚的心祈望文清幸福。久而久之，在压抑下愫方的心绪性格变得复杂而变态。作家面对愫方的愁苦现实，尽力探索它的诗意成分，把她的苦涩生活、纯洁灵魂、美而真的情怀，以及那变态的心理性格，用深刻的抒情手法，用力组织起来增强作品的抒情情调和抒情力量。

 愫方和瑞贞谈着知心话时的号声在凄凉而惆怅的空气中寂寞地荡漾，弥漫在每个人心头，又牢牢的罩着全剧的感情基调，愫方始终无法摆脱。愫方的命运仿佛在悲剧早有了预约，她过早地丧失了父母的关怀与保护，命中注定地要过一种寄人篱下的生活。她的存在只为了那虚幻无望的爱和把它扩大到所有与她有着亲近关系的人身上。暮霭中城墙边响起凄凉号角，瑞贞“听着就好像活着总是灰惨惨的”，在愫方听来，则是“真好像春天来了一样。（兴奋地）或者不就是这个样子么？我们活着就是这么一大段又凄凉又甜蜜的日子啊！”这完全是宗教式的心灵告白。在这迷醉的激情中，她发现了自己，发现了人生的苦难原来可以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与之抗衡。此外，《北京人》在利用景物和音响方面比起《樱桃园》也毫无逊色。像苏钟的滴答声，鸽子飞在天上的哨声，初冬傍晚乌鸦的叫声，水车的吱扭吱扭声，瞎子算命的铜锣声。《家》中的杜鹃、梅林、湖色、箫声，也都造成了诗的意境，增加了戏剧的感染力。

 曹禺学习了契诃夫的自然平淡，不事雕琢。但曹禺的戏并不平淡，在追求抒情风格的同时尽可能保持戏剧必要的情节和冲突。《北京人》三代人之间的冲突，无论是翁媳之间、夫妻之间、姑嫂之间，相对说来也是比较强烈的。曹禺仍然保持了自己的艺术个性，在他的创作中虽然不断发展变化，但仍然有着某种稳定性的因素，其中之一是激情。他的作品的诗意是更具有激情的诗意，不像契诃夫那样过于含蓄不露。曹禺作品的节奏更强于也快于契诃夫，这也是他们相似中的一个差异。

参考文献：

《曹禺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刘天放:《戏剧散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注释：

[1]《曹禺论创作》, 上海文艺出版社,第362页

[2]《和剧作家们谈读书和写作》,《剧本》,1982年10期,第46页

[3]《曹禺的女性史》,《云南大学学报》,1995年第6期,第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