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关系层面。由于20世纪50-70年代，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减租反霸、土地改革、整风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文化大革命等)，尽管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运动中犯了一些错误。结束了汉维尤其是维吾尔族不仅摆脱了阶级与宗教压迫、剥削，而且获得了身心的解放与自由，过上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日子。因此，汉维民族尤其是维吾尔族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拥护、感恩是发自内心的。在此时代背景下，汉族大队的汉族居民以政府安置的自流人员、支边青年为主、以投靠在疆的亲友为辅的途径迁入。虽形成了汉族与维吾尔族均聚居的居住格局，但是汉维民族对“五个认同”的高度认同、拥护及感恩，为汉维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奠定了基础，使汉维民族的民族关系得以持续深入发展。
经济关系层面。维吾尔族为种地人、牧羊人、打柴人、木匠等不可或缺的“技术人”职能角色，汉族人为种地人+养猪户。在维吾尔族种地人的帮助下，汉族在短时间内掌握了农作物的种植及管理技术后，提升了当地农作物的种植及管理经验，使汉族大队的农作物收成明显好于周边村落。同时，到了20世纪70年代，汉族大队的居民开始搞副业：搞修理、开酒坊、做粉条、做豆腐、理发、缝纫，等等。这些副业颇受维吾尔族的青睐，吸引了周边村落的很多维吾尔族到汉族大队来购买或寻求服务，汉族到其他周边村落或巴扎“集市”去售卖或服务时也很受欢迎。因此，汉族大队的维吾尔族为“技术人”、汉族为农民+养猪户+“副业人”的职能分工，使汉维民族在经济活活动中形成“协作、相互依赖、互惠互利”的互惠共生关系，让汉维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因经济活动进一步加深。同时，汉族大队居民的好于周边村落的经济水平也成为吸引维吾尔族女性“上嫁”的主要原因之一。
文化关系层面。汉维民族文化的涵化，既是汉维民族交往的结果，又是汉维民族交往的原因。一般认为，涵化是由两个或多个自立的文化系统接触后，通过一段时间的相互影响，接触双方的文化都发生一定变化的一种横向的文化变迁。其结果有：接受、适应及文化抗拒。[[[]陈国强主编：简明文化人类学词典[M].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93-94页 ]]当时被安置的及后来投靠亲友到此地的汉族不会维吾尔语，而周边村落维吾尔族交流以维吾尔语为主，能用国家通用语言流利交流的人极少。随着汉维民族交往交流，汉族积极学习维吾尔语，与之交往的维吾尔族尤其是嫁入汉族家庭的维吾尔族女性，积极学习国家通用语言。加之，政治关系层面的国家举措、治疆方略对汉维民族关系的积极影响，以及随着汉维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的加深，汉维民族的文化包括宗教信仰及风俗习惯，在不同程度地逐步涵化：接受及适应。因此，语言不同、宗教信仰不同、风俗习惯有差异等文化关系层面的因素，并未成为汉维民族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不利因素或负面影响，故文化层面的变迁促进汉维民族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
社会关系层面。民族关系的发生是具有层次性的，它主要发生在以下几个层次上:个体、家庭、小群体、社区和整个族体(见图1) [[[]陈文祥：分化、调适与整合——新疆多民族杂居区东乡族移民文化变迁研究 [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年，第69-70页
]]汉族大队维汉的民族关系在发生层次上表现为：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末，民族关系水平始终处于不断上升的正方向发展的水平。无论从汉族大队内部的汉维民族关系，还是汉族大队的汉族与周边村落的维吾尔族关系，从最初的个体交往，相互学习语言，建立个体关系；到汉族男性与村落外的维吾尔族女性通婚组建家庭，汉维两个民族的个体关系延伸至双方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再到双方的亲朋好友组建不同层面、不同程度地交往的小群体。虽然汉族与周边的维吾尔族之间的关系止于小群体层面。但是，汉族大队的汉维民族间的民族关系，继续从村落内的小群体层面过渡到社区层面：整个大队居民之间建立了熟人社会，部分居民之间也衍生出亲属关系。因此，通过民族关系发生的层次来看，汉族大队的汉维民族关系在社会关系层面表现为从个体到社区，说明汉维的民族关系整体上是和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