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为了追求经济效益，减轻赋税负担，江南农民纷纷以经济利益为导向，采取以副养农、以工养农的自救措施，尽力维持生计。在这样的社会经济环境下，以杭嘉湖，以及苏州一带为核心的蚕桑生产得到了迅猛发展。
明末清初湖州人张履祥曾对种粮和种桑的收益作过比较：“田壅多，工亦多，地工省，壅亦省，田工俱忙，地工俱闲；田赴时急，地赴时缓；田忧水旱，地不忧水旱。俗云：千日田头，一日地头，是已。”意思是说，种稻比种桑费工费时，而且易受水旱影响。尤其是种一亩地的桑树，“盛者一亩可养蚕十数筐，少亦四、五筐，最下二、三筐。米贱丝贵时，则蚕一筐，即可当一亩之息。米甚贵，丝甚贱，尚足与田相准。”明代《吴兴掌故集》中也说：“大约良田一亩，可得叶八十箇，每二十斤为一箇，计其一岁垦锄壅培之费，大约不过二两，而其利倍之。”[（明）徐献忠：《吴兴掌故集》卷13，《物产》。]最好的年成，种桑的收入比种粮高五六倍，正常年份高两三倍，最差的年景也不低于种粮。所以，张履祥又说，“种田利最薄”，只是“化无用为有用”[（清）张履祥辑补，陈恒力校注：《补农书校释》，农业出版社，1983年。]。一般农户未必计算得这样细致，但种桑省工省肥，不忧水旱，获利又高，在当时确是事实。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农民自然会选择栽桑养蚕。另外，明清货币经济有了长足发展，农户可以通过养蚕售丝，获取更多的收入，并以银易米，来弥补粮食的不足。这一时期，江南地区很多稻田改种棉花和桑树，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植棉栽桑的利润远远高于种稻的收入。
明清时期蚕桑业的利润问题，研究成果颇丰。据李伯重先生推算，明代后期就净产值来说，桑园与稻田的实际比例大约为2:1，亦即桑每亩产值是稻的2倍上下。到了清代，蚕桑业的利润比明代更大。乾隆年间，在一般情况下，每亩桑地的收益，相当于良田或中等水稻田收入的3.36倍至4.3倍。[蒋兆成：《明清杭嘉湖社会经济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11页。]此外，出售桑苗收益可观，张履祥《补农书》曰：“每地可得桑秧数百枝，叶复不少，得利厚而力又不费。”湖桑苗不仅内销于无锡、武进、苏州等地，还远销全国各地，一亩桑苗至少能卖五六十千文，而一年稻麦两熟的净利润也不过七千文。[章楷：《近代江南地区的蚕桑丝茧贸易》，出自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江南地区农史论文集》，1985年，第43页。]在高额利润的刺激下，江南地区农民积极从事蚕桑生产。
蚕桑业生产的利润，不仅局限于桑田，养蚕和缫丝也可能获得较高的收益。章楷认为，鸦片战争之前，嘉湖地区栽桑的利润不一定比种粮食高，必须栽桑、养蚕而又缫丝才能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因为桑叶不能长期贮存，销路不旺的话，就将蒙受很大损失，远不如种稻安全。栽桑而又养蚕缫丝，才能提高产值。嘉庆《余杭县志》“物产”中说，由于余杭的土蚕种比较优良，所以“乡人牟利，趋之若骛”。清末光绪年间，外商到江阴买蚕茧，导致“育蚕者骤增，不数年，境内每岁售茧所获逾百万金，且递增不已。”[ 夏孙桐：《族祖涤初先生家传》，《观所尚斋文存》卷7，第14页。]在常州、苏州一带售茧“每届可得洋四五百万元，为此业绝大利源。”[《江苏藩司聂臬司朱告蚕户示》，《农学报》第56期，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光绪二十年（1894）左右，吕桂芬在其《劝种桑说》中提到：“前此蚕茧每斤值价二百数十文，现今则每斤值钱四百数十文。”这里的前此和现今，应是清末洋商在江南地区收蚕茧之前和之后，外商的大量收购导致蚕茧价格在短期内上涨近一倍。就是说，养蚕并售卖蚕茧的收益也比以前大为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