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元春于10月18日到达后，马不停蹄地开始与高礼睿谈判。新一轮的谈判进展颇快，10月29日，双方在博蒙特之前提出的第三份方案基础上达成妥协：苏元春同意租让东海、硇洲两岛，而高礼睿则宣布放弃对赤坎以北地区的要求，“退出遂溪县属之麻章、黄略、新埠，吴川县属之黄坡、石门、三栢等村，东西八九十里，南北二三十里”[7]149，租借地北部的面积大大缩水。李钟珏也在《上钦差苏子煦军门说贴》中向苏元春提出建议：“鄙意莫若弃外海有名无实之二岛，而力存内地既庶且富之各村”[12]32，得到了苏元春的认可。比起前面的谈判，这次可以说是进展神速，“卡恩先生的电报告诉我关于广州湾的合约除了第七条和第八条，其他都得到了海军准将和苏提督的同意。”[9]192
眼看着谈判即将达成，10月31日，总理衙门突然下发了一道谕令，要求不得割让东海、硇洲两岛。“硇、东既为五府出入要区，如归租界，则五府民心必不甘服……着苏元春即向法员切实开导，一面着谭钟麟等熟权利害轻重，与苏元春妥筹酌中办法，俾此事得有收束”[10]20。原来是谭钟麟急电总理衙门，称两岛万万不可割让。收到谕令的苏元春上奏称，东海硇洲两岛事实上已被法军占领，难以收回。如果强行要求，可能导致法军进攻黄略、麻章，不如将其作为筹码，换取法方缩小北部的租借面积。11月3日，总理衙门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指责谭钟麟“身任地方，早应防患未然，保全疆土。岂得临时概诿诸议界大员。此时法提督如此嚣张，难保不开兵衅。该督等捍卫海疆，究竟有无把握？”[11]966然后把皮球踢给谭钟麟和苏元春，要求他们谨慎考量后想办法解决。谭钟麟不与苏元春商议，只是悻悻地发电报催苏元春“可了则了，省城无意见”[11]。对此，总理衙门非常不悦，“电致总督，显系意存诿卸，沽一己之名，不问大局如何收束。疆臣办事，固应当如此耶？本日接苏元春初八、初十两电。据称界务重大，何敢擅当。必须地方官上下其手，方能定勘”[11]966，并下令谭钟麟迅速与苏元春商议。可见苏元春仍坚持大局为重，积极与谭钟麟等进行谈判，没有因为自己是全权大臣而独断专行。在商定期间，苏元春不方便擅自做决定，于是向高礼睿表示自己无权出让两岛，顺便利用谭钟麟和总理衙门的意见向高礼睿施压。高礼睿在11月5日发给海军部部长的电报中称“两广总督通告苏提督总理衙门就两岛问题非常不满。苏现在不肯让步了，谈判陷入僵局……”[9]194
对于团练和法军的冲突，苏元春也设法巧妙应对。“那些中国的正规军，每天都打扮成强盗的样子，穿过边境，一直抢掠到我们的营地周围。负责防御这一地区的加列尼将军曾多次向苏元帅反映……那个狡猾的中国人（苏元春）就回复说：‘我已经在调查了，但是没有发现什么’。”[[[] 王钦峰.法国在广州湾——广州湾综合文献选（第一卷）【M】.暨南大学出版社,2018,148]]
11月12日，“平石事件”发生，周炳勋和陈良杰被扣留，局势急转直下。毕盛抓住机会向清政府提出抗议和下列要求：一、撤换两广总督；二、罢黜遂溪县令；三、全面接受法国的划界条约；四、解决沙耐恩事件；五、处死杀死法国军官的练勇。[7]408后又要求清政府向被害者家属提供二十万法郎（五万两白银）的“抚恤金”、给予包括“建设一条从安铺至广州湾的铁路以及安铺港海运服务所需设施”[7]409和雷州、廉州、高州的矿业权益在内的工业权益。苏元春为避免夜长梦多，防止法方提出更加变本加厉的要求，在清廷“熟权厉害，可了则了。硇东虽我所必争，诚非口舌所能为力”[10]18的思想指导下，按照10月29日商定的大致划界方案，于11月16日先与法方签署《中法互订广州湾租借地条约》，具体的勘界稍后展开，而“平石事件”涉及的问题则交由总理衙门与毕盛商定。苏元春此举巧妙地将划界问题与“平石事件”切割开来，避免了法国凭借“平石事件”在划界问题上进一步要挟的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