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变迁可以在身体上找到痕迹,它在身体上刻下烙印,身体既是对‘我思’‘意识’的消解,又是对历史事件的铭写。”[汪民安:《身体的文化政治学·导言》,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页。]女性在集体化时代的劳动,不可与往日同语,具有高度公开性和高强度的劳动特点,使得女性身体开始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化。在强大的且倾向性明显的政治话语氛围中,阻碍女性劳动的包括身体方面的障碍将被肃清,作家作品在这方面有了较早的书写自觉,将女性形象朝着核心话语所期待的方向塑造着。
衣着是为身体服务的,而身体背后有着社会、政治、文化多重因素的聚焦,因此,衣着成为能够记录历史痕迹且方便观察的物质实体。赵树理的小说中关于衣着的描写并不多见,主要出现在1943年《小二黑结婚》、1944年《地板》等早前创作中,且这种衣着的详细描写有着诙谐的反讽之意。
赵树理将与衣着有关的详细描写放在了三仙姑、地主老婆等形象的塑造上,例如三仙姑的衣着是她人品上饱受争议的引线,不安于农事生活的她下了神每日“衣服穿得更新鲜,头发梳得更光滑,首饰擦得更明,官粉搽得更匀”[赵树理:《小二黑结婚》,《赵树理全集》(第二卷),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214页。],吸引了大量男性在其身边打转。人到中年的三仙姑,“却偏爱当个老来俏,小鞋子上仍要绣花,裤腿上仍要镶边,顶门上的头发脱光了,用黑手帕盖起来,只可惜官粉涂不平脸上的皱纹,看起来好像驴粪蛋上下了霜”[赵树理:《小二黑结婚》,《赵树理全集》(第二卷),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214页。],这个“前后庄上的第一个俊俏媳妇”[赵树理:《小二黑结婚》,《赵树理全集》(第二卷),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213页。]被赵树理活灵活现的描写成了一个一味追求享乐、不事农耕的跳梁小丑。
如果说《小二黑结婚》中三仙姑的穿衣打扮多是为传统的乡村道德所束缚,并与之相抵触,那么在1944年《地板》中,关于女性穿着的说辞则多了一层政策话语的笼罩,即劳动价值论的语境。在解放区地主老三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诲弟弟老四这样一个道理:粮食不是从地板中而是依靠广大贫下中农的劳动获得的。已近中年的老三开始了对自己的劳动改造,老三媳妇也被偶尔的带入这个改造中来。面对体力劳动,同样从未参加过劳动的老三媳妇犯了难,而牵制住她发挥劳动热情的首要是她为母亲守丧的鞋子,这双“从新穿到破底棱上不准有一点黑”的鞋子。“她走得很慢,看准一个空子才敢往前挪一步,小心谨慎照顾她那一对白鞋”,然而没有力气的老三媳妇,面对马粪立插平插都不奏效,反而让自己的白鞋上蒙了马粪。“她把锨一扔,三脚两步跑出马圈来,又是顿,又是蹴,又是用手绢擦……擦了半天仍然有许多黄麻子点;看看手,已经磨起了一个泡来,气得她咕嘟着嘴跑回去了。”[赵树理:《地板》,《赵树理全集》(第二卷),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409页。]时代的变化让不谙农事的她走向劳动,身体上所遭受的磨练尚未开始,却已经被自己固化的穿衣打扮牵绊,失去了一个成为劳动者的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