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发行活动是出版事业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它是将图书推向社会的重要环节，从而使其达到文化传播的目的。当这一目的不能得到很好实现时，管理者就会根据自己的经营理念和市场需求对其作出相应的调整。文通书局建立之初，或碍于时局，或受制于地理环境，出版发行活动曾一度受阻，未能很好的实现其自身的文化传播功能。鉴于此，华之鸿、华问渠两代经营者便对其作出过两次重大调整，从而使其很好地实现其自身的文化传播功能。
（一）从“专事印刷”向出版发行并举转型
文通书局自成立之日起，华之鸿便以敬恭桑梓之理念，恭刊乡贤著作，选派遵义官书局的田庆霖前往日本采购铅印、石印设备，通过人抬马驮的运输方式将设备运至贵阳，建立了贵州第一间大型的民营现代技术印刷厂，并于1911年投产，印刷的第一部图集便是遵义郑珍的《播雅》。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国家政治更新，新的意识形态亟待传播，各地政府所需印件较多，又财政税收的变革，各种票据、表册也急需赶印。当时贵州政府并未办有印刷厂，贵阳大型的现代印刷又只有文通书局一家。为此，政府的政令、公文公报，新闻杂志，财政税收票据、表册，以及民办报刊皆委托文通书局承印。文通书局由于具备先进的印刷设备和技术，还承担了黔币的印制。民国元年（1912年），云南军阀唐继尧入黔任贵州都督，借口行政经费不足、军饷不敷，在贵州印制钞票100万元，由文通书局设计并印刷。次年，财政司又指令加印200万。1924年，贵州省省长刘显世又命文通书局印制100万元（实际印制1194700元）。前后三次，文通书局共印制钱币4194700元黔币。[1]文通书局还承印了贵州公署发行的定期有利兑券、贵阳商会钱票、贵州义安公司制钱票、遵义义安钱庄制钱票等等。在1921年前后，文通书局印刷业务“年营业额可达30万元之巨”。[2]由于众多印件急需赶印，从而无暇印刷较多图籍，只有在托印业务较少之时，主要翻印一些贵州地方文献。文通书局在1927年（包括1927年）之前共印刷书籍86部（只包括具有明确年份记载部分书籍），[3]其中贵州地方文献近70部，占了绝大多数，包括贵州历代著名文人、官宦的作品以及客籍文人的游黔纪行日记，如（明）徐宏祖的《黔游日记》、（明）王士性的《黔志》、（清）田雯的《黔书》、（清）张澍的《续黔书》等等十部作品，收入到《黔南丛书》第二集，也印刷了《兴义府志》、《瓮安县志》、《都匀县志》等地方志书。在此期间，文通书局的业务主要以印刷为主，虽然书局成立有门市部，销售本局印制的贵州地方文献，也代销与时用最为合宜之书籍、文具，但销售在整个书局中所占份额较小，从“文通建厂，专事印刷，为贵州文化传播服务，嫌不全面”[4]便可得知。
文通书局初期那种以印刷为主的经营模式，使其在文化传播方面有较大的局限性，与欲传播新知识的宗旨也不符，因此，文通书局决定在原有门市部基础上成立图书部，扩大图书发行和文化用品的销售。于1927年10月，文通书局图书部正式成立。“其所以名为图书部者，系以前除代客承印印件以外，简洽出版及代销各大书局出版物之经售事宜。”[5]先后与上海中华、世界、开明、大东各书局签订合同，代销其出版的教科书和出版物，以及文具、体育用品等，以满足贵州文教界之需。后又与商务印书馆洽谈，成立其“特约经销处”，“至此，凡属国内书局出版之图书，文通均可运黔代销。”[6]图书部的成立，使文通书局的经营模式发生了重要转型，从以前的“专事印刷”转向了出版与发行并进，扩大了图书销售内容和范围，从而有效地提高了文通书局的文化传播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