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北宋的灭亡,金军开始挥师进入陕西。宋朝主帅张浚不顾众将反对,合五路之师与金军战于富平,因指挥不当造成宋军大败。不得已张俊命诸将退出关中之地,而以“吴玠聚兵扼险于凤翔之和尚原、大散关”,“关师古等聚熙河兵于岷州大潭”,“孙渥、贾世方等聚泾原、凤翔兵于阶、成、凤三州,以固蜀口”。利州路开始直接暴露在宋金对抗的前沿,成为西线战场的中心。
在张浚尚未宣抚关陕之时,朝官汪若海便认识到了川陕地区的重要性,他指出:“天下者,常山蛇势也,秦蜀为首,东南为脊。今以东南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将图恢复,必在川陕”。而今,关中已陷,要想使得蜀地区免遭金兵的屠戮,就必须守住关中进入汉中地区的几处蜀口,为此宋军与金军接连展开了和尚原、饶风关与仙人关三场战役,经过苦战皆取得了胜利。在这三场战役进行之前,金军锐气正盛,“敌决意入蜀,自撒离喝以下,皆尽室而来”,而经过三次大败之后,金军“自是不复轻动矣”。
争夺蜀口三场战役的胜利打破了金兵入蜀的计划, “有利的打击了金人的侵略气焰,减轻了南宋在东南战场上所受的压力,使宋金双方军事力量趋于平衡”。有力地捍卫了南宋的半壁江山。其后,宋廷对利州路的行政区划进行调整,将其北部原属于秦凤路的秦州、成州、阶州、凤州与西和州,东部原属于京西南路的金州纳入到利州路的管辖范围内,并在利州路与金军相接处部署了一条军事防线,以“川口屯兵十万,分隶三大将。吴璘屯兴州,杨政屯兴元府,郭浩屯金州,皆建帅节”。将兴州、兴元府与金州作为利州路中最重要的战略要地,是因为南宋的川陕防线边界漫长,无法做到处处防守,只能依照山川形势,将防线划分为不同区域,重点进行设防。金州处于防线的东端,与金国处于京兆府路管辖下的商州相接,有利于抵挡金军以此为基地发动的进攻。兴州处于防线的西端,便于连接关外的秦、成、阶、凤等州,抵御金军自北部凤翔府发动的进攻。而兴元府处于防线中部,“远通襄、邓,旁接秦、陇”[ 文同:《丹渊集》卷三十四《奏为乞修兴元府城及添兵状》,四部丛刊编本。],可以及时增援东西两处防线,起到了中枢统筹的作用。总体概括便是,“西蜀之兵,分为三路。金州当其东,兴元制其西,兴州当其北,各据一面”[ 周南:《山房集》卷八《杂记》,四部丛刊编本。]。
除了选择金州、兴元与兴州作为战略重心,实行重兵防守外,宋军还选择了利州路内的重要关隘进行重点屯驻,按关隘的分布位置分为内三关与外三关。根据李天鸣先生的考证,内三关是指仙人关、武休关与七方关,外三关是指大散关、黄牛堡与皂郊堡。[李天鸣:《宋元战史》,台北食货出版社1988年版,第97页。]这些关隘与金州、兴元府、兴州一同构成了位于利州境内的川陕防御体系。在这一体系的防护之下,宋军始终将金军牢牢阻挡于利州路之外。在之后组织的北伐中,也以这一防御体系为依托,多次出兵攻取金国境内的巩州、商州等地。
蜀地是南宋根基之地,无巴蜀则无宋廷,所以时人才感慨“蜀据上流,有四蜀而后”[李鸣复《论措置蜀事疏》,《宋代蜀文辑存》卷八百十一。],蜀地防线是南宋朝廷的第一道屏障,而利州路境内的防线又是确保蜀地安危的屏障,此屏障不守则巴蜀之地皆会沦为敌军涂炭之地。端平二年(1234年),蒙古军队开始攻打利州地区。相继攻陷了利州路境内的凤州、武休关、兴元府、阳平关等地,完全打通了自关中进入蜀地的通道。川陕防线的破坏不仅使得蒙古军队可以深入蜀地,频繁地对巴蜀地区的宋军发动攻击。而且汉水上游的兴元府、洋州、金州等地的沦陷也使得蒙古军队完全控制了汉水通道,可以毫无顾虑地浮汉水而下攻取襄樊,从而加速了南宋的最终灭亡。由此可见,利州路在南宋防御体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