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汉初帝国政治模式，从纵向的角度看，存在着政治实体多元性基本特色，体现出政治结构的多层级性。也就是说，汉初从多元帝国（高惠文景时代）到极权帝国（武帝开始）演变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等级的政治实体的多层级性：汉帝国作为统一帝国的象征，是诸政治层级中的最高者；其次则为相对独立的诸侯王国的层级；其三为拥有“自拊其民”施政权的地方郡县长吏层级；最后是基层乡亭里原有秩序的层级。这些层级的治理者都以其自身的利益为目标，在政治实践中，发生着实际的相对独立于中央政府的政治治理作用，执行着不同的政治理念。面对如此复杂的国家形势，初代刘氏政权的最高掌权者刘邦本人不仅从国家治理的从政经验到国家理论的知识储备，都显得严重不足；而且，以刘邦为首的整个国家治理团队，也都是一批“布衣将相”，同样缺乏国家治理的能力。这整个团队的“无能”，导致的治国之策，就整体呈现出了“无为”的样态！
然而，无为者，无不为也。刘邦在“无能”的学识背景下，意欲学习秦始皇的马上治天下之策。但在与谋士陆贾对话之后，则意识到必须下马治天下的必要。于是他虚心就教，请陆贾为其统治核心开设了十二讲国家理论培训班，每一讲结束，大臣们皆高呼万岁，刘邦亦为之兴奋不已，将十二讲讲稿汇集成册，并亲赐其书名为《新语》，成为汉帝国第一本皇帝钦定的帝制国家理论教科书。这就是班固《汉书》总结汉初国家制度建构时将“陆贾造《新语》”纳入其中的来历。陆贾教了刘邦们什么样的国家理论？详情请参考笔者拙著《帝制初期中国传统政治学体系建构》一书。而简而言之，就是“无为”，就是“因世而权行”。因此，汉初的国家理论建构核心就是承认现实的政权多层级性特点，允许不同层级、不同学派的国家理论存在，并在国家不同层级的政治实体中实践。这就展现出了在“因世而权行”国家治理政治指导思想下多彩的政治层面与国家理论建构画面：
诸侯王国的国家理论是维护其自身政治权力与利益的理论手段，其中以刘氏亲王淮南王刘安修《淮南子》最为典型。《淮南子》构建的国家体系，明显不同于中央王朝的政治话语，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中央王朝的话语权威展开挑战。地方郡守中有儒家的循吏、黄老道家的长者、法家的酷吏等争奇斗艳，拥有其不完全与中央王朝政策相一致的“条教”政治模式，等等。而汉初皇权统治的有限性，又决定了其治理的能力有限。广大的乡村基本上是在以“三老、啬夫”为首的地方乡绅所把持，其政治基础扎根于传统的生活方式。统治者可以通过政令“移风易俗”，改变其生活信仰，但不能忽视其存在的合理性，并且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中央王朝政治的走向[ 如刘邦以诏令的形式对民间宗教信仰的尊重和确认等。]。
从横向的角度看，在这一历史时期，以儒、道、法为主体兼容其他学说的政治思想家，建构出各有侧重点的不同类型的国家政治理论学说，体现出不同方向的政治实现形式。黄老（道）家强调无为，儒家内部则有“德治”派和“礼治”派之别。而在汉初地方政权的具体执政者中，也有道治之“长者”、儒家之循吏、法家之“法吏”（或“酷吏”）之同时存在。
因此自汉王朝建立到武帝登基这汉初七十年的历史，既不是黄老政治统治的历史，也不是儒道相争的历史，而是中央王朝的统治者选择了“因世而权行”的基本国家政治理论建构思路，站在以现实政治需要为标准的高度，对诸子学说进行重新选择与整合的历史。为了适应统治者的选择，此时的儒、道、法诸家学说都采取了对诸子多元综合的立场与方法，呈现出统一多元的历史趋势，显示出一个“杂”学时代的历史特征。从整个帝国国家理论体系建构的历史看，这实际上是一个调适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