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汉代中期，随着多元政治实体的消失[ 笔者认为，多元政治实体的消失，真正的极权帝国的到来，有两个显著的标志：其一为汉武帝之时的“推恩令”，使诸侯王国与中央王朝对抗的政治力量消失；其二是汉宣帝时对“条教”的明令禁止，使地方郡县长吏独立施政权力消失。]，继秦帝国之后，再次迎来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国家政治体制，即集权帝国再度诞生，这就为帝国国家理论的再度统一整合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汉武帝选择“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意识形态大一统方针，在国家理论的建构中，采纳了董仲舒的“新儒术”，而董仲舒的新“儒术”出现，标志着帝制时代中国传统国家理论体系的初步成型。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登基伊始，便向天下“贤良”发出“天人三策”：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的根本问题，呈现出在国家理论建构上的“有为”姿态：
制曰：“朕获承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宁，永惟万事之统，犹惧有阙。故广延四方之豪俊，郡国诸侯公选贤良修洁博习之士，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今子大夫褎然为举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听而问焉。
汉武帝显然深深感觉到了，自汉帝国建立以来，国家在治理理论上的缺失。帝国初期的“因世而权行”的国家治理之法，并未解决国家理论中的核心问题，而在具体的治理实践中，既具有政治实体的多层级特色，也有地方长吏或用儒术、或用黄老之术、或用法术的事实。随着汉帝国经济实力的逐步强大，政治上不断的削藩导致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显然不能满足于现状，他需要完善的国家理论为其帝国的万世一统奠定理论基础。这一认识显然是十分深刻的，他的思考也是十分具有理论色彩的：
盖闻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当虞氏之乐莫盛于《韶》，于周莫盛于《勺》。圣王已没，钟鼓管弦之声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纣之行，王道大坏矣。夫五百年之间，守文之君，当涂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然犹不能反，日以仆灭，至后王而后止，岂其所持操或誖缪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查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乌乎！凡所为屑屑，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又将无补与？[ 班固《汉书》卷五十六，列传第二十六《董仲舒传》。]
武帝从五帝三王的治道说起，提出了其对于追求国家善治而效果不良的困惑。这里可以看出，武帝所追求的是“王道”政治，其核心是“改制作乐”。但现实的政治是“陵夷至乎桀、纣之行，王道大坏矣”，自此以后，似乎“先王之法”已失去了其作用。该如何是好呢？于是他对作为“举首”的董仲舒发出了惊人之问：
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寿或夭，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其理。伊俗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饰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佑，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 班固《汉书》卷五十六，列传第二十六《董仲舒传》。]
天人之道何以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汤水旱，厥咎何由？仁义礼知，四者之宜，当安设施？属统垂业，物鬼变化，天命之符，废兴何如？[ 班固《汉书》卷五十六，列传第二十六《董仲舒传》。]
他把希望寄托在了董仲舒的身上，“子大夫明先圣之业，习俗化之变，终始之序，讲闻高谊之日久矣，其明以谕朕。”希望他“科别其条，勿猥勿并，取之于术，慎其所出。”甚至于对自己的不足“乃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极，枉于执事，书之不泄，兴于朕躬，毋悼后害。”“子大夫”也要“其尽心，靡有所隐”，朕将亲览焉。
从这些发问中，我们可以看到汉武帝对于国家治理的基本思路。他要着力解决的问题是：其一，国家建立的依据，即政治信仰问题，包括政权合理性何在？国家宗教如何建立？等。他要从天人之道的本始追问，为汉王朝统治寻找合理性的终极价值之源。在汉武帝看来，建立起人们对于皇权的信仰，这是一个政权得以存在的首要的、根本性问题。其二、国家治理的依托，即伦理（或道德）信仰问题，欲从人的“性命之情”中去寻找，从“天人”本体关系中去探索伦理道德建设之理，确立全社会的普世价值观，这也是帝国社会政治赖以持续安定和谐的关键所在。三、国家机制的运行，即政治施为问题，“何修何饰”而能为人民求福，满足天道对皇权保民的要求？仁义礼知（智）如何在国家治理的政治实践中体现？等等。以上三个问题，说到底，就是要从意识形态自觉的高度，建立起满足于“大一统”政治需要的国家理论，以完成其天下思想“大一统”之格局。一句话，就是完成帝制国家理论体系的重新建构。董仲舒为其提供了建立在天道、人道、治道为基础理论，以礼乐政刑为治理范畴的接纳了诸子百家思想精华的新儒术理论体系，这种以天下“大一统”为治理目标，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学说确立皇权的合法性，以“三纲五常”为帝国普世价值，以“更化”求改变，以教化为治理基本手段的帝制国家理论，成为此后中华帝国国家理论的基本范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