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先生说：“汉室盛衰，当以宣元为界。自宣帝以前，一切根本之计，实未尝行······。自元帝以后，则颇行之矣。”[ 吕思勉《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52页。] 这里所谓“根本之计”依下文意思，应为“汉儒所怀根本改革之计”，就是在政治实践中全面推行儒家国家治理路线。的确，汉宣帝的国家治理是汉王朝治国理论与实践的重要转折。首先是宣帝明确指出了以“王霸之道杂之”为核心的汉帝国的统治家法，其次是这一“家法”越来越多地受到儒家知识分子的排斥。其间贯穿于这一历史主线的是对汉武以来治国之策的再检讨。宣帝固执地坚持以儒学“缘饰吏事”的治国之策，表彰汉武功绩，沿袭以法吏治国的汉武政治策略。自然招致儒生们政治理想失落、政治利益难以得到满足后的批评、批判、乃至反叛，君、圣矛盾达到空前的激化，迫使其继任者汉元帝不得不改变治国之策，以迎合儒生对儒家理想政治的追求目标，走上“纯任德教”的治国之策。
治国实践中的圣王缺失与儒术国家政治理论的冲突以《盐铁论》发其端，其后则有汉元帝“纯任德教”的救偏补缺行为与“周政”复辟运动。
《盐铁论》卷一《本议》开宗明义地说明盐铁会议的宗旨是：“惟始元六年，有诏书使丞相、御史与所举贤良、文学语。问民间所疾苦。”显然，皇帝诏书的目的十分明确：让朝廷的大臣特别是国家治理的决策者丞相、御史大夫听一听从三辅（贤良）和天下各郡（文学）来的民意代表反映民间的疾苦。这说明当时政治危机来自于民间，于史有征的是武帝后期，土地兼并加剧，民间反叛者日众，威胁到了统治者的政权。为了缓解这一问题，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人民的生计。这次会议的性质显然只是一个“政策听证会”！
但贤良文学们似乎在关注民生之外更有深意：更多地关注于王朝国家理论与国策的政治合法性。这就将本来的关于国策的务实会议——“政策听证会”转变成了国家理论务虚会议。文学们一开始就谈“治人之道”而不是人民的疾苦，直接指陈的是汉政权统治者的国策错误，与其心目中的圣王之道的背道而驰。他们指出，先王之道在于：“防淫佚之原，广道德之端，抑末利而开仁义，毋示以利，然后教化可兴，而风俗可移也”。而时政则是：“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这一做法的直接后果就是：“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趋末者众。夫文繁则质衰，末盛则质亏。末修则民淫，本修则民悫。民悫则财用足，民侈则饥寒生。”[ 《盐铁论》卷一《本议》。]显然文学们对于民间疾苦问题的回答不是直接的，而是上升到国策高度来认识的。他们认为民之饥寒产生的原因在于政府政策导向：与民争利导致人民不修“本业”（农业）而“趋末(商业)者众”，进一步导致民风的奢侈败坏，最后导致饥寒的出现。这个回答有些愚腐，有些答非所问，但其目标是明确的：推翻现行的“霸道”国策，实行王道政治！[ 《盐铁论》卷一《本议》。]
盐铁会议上的贤良文学对汉武帝所制定和执行的治国之策进行了彻底的否定，直到宣帝之时，这一观念在儒生中仍影响至深。对于武帝的评价，与宣帝对其曾祖的褒扬不同，许多儒者都持否定的态度。而否定武帝，也就是否定宣帝将要执行的治国之策。夏侯胜即其中一代表。胜曰：
“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亡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班固《汉书》，《夏侯胜传》。]
夏侯胜这种公然与皇帝诏书对抗的结果，自然可以想象，他与“阿纵”、“不举劾”他的丞相长史黄霸一起以“非议诏书，毁先帝，不道”之罪“俱下狱”。这就表现了皇帝及其既得政治利益的拥护者们对“理想型”儒者的不满。
其实，宣帝心中对儒生们的不满也是十分清楚的。其统治策略“杂霸王道杂之”中的另一面就是“王道”，但宣帝并不是心甘情愿的从儒家各派学术中进行选择，而是要通过自己的能力和作为，做儒术的导师，引导儒术，控制儒术，为已“缘饰吏事”所用。甘露三年(公元前53年)，他亲自主持召开了石渠阁会议，以帝王的身份直接参与儒家经典的评判，意欲确立有利于其政治统治的儒学经典的标准文本，会议的成果现在已不得而知，但从其后宣帝对儒学的加大利用可知，其目的是达到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