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光奏请宣帝即位本来的依据是其经通儒术，慈仁爱人，有儒家“圣人”的风范：
“礼，人道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大宗毋嗣，择支子孙贤者为嗣。孝武皇帝曾孙病已，有诏掖庭养视，至今年十八，师受《诗》、《论语》、《孝经》，操行节俭，慈仁爱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后，奉承祖宗，子万姓。”
宣帝确实也曾在年少时“受《诗》于东海澓中翁，高材好学”，但与此同时，他同样“喜游侠，斗鸡走马，具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其本人的行为已显示出其本质中与儒学教诲的圣人的巨大差异。总体上说，其对乃曾祖武帝的敬佩之情才是其真性情的展示，本始二年，宣帝下诏曰：
“朕以眇身奉承祖宗，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义，选明将，讨不服，匈奴远遁，平氐、羌、昆明、南越，百蛮乡风，款塞来享；建太学，修郊祀，定正朔，协音律；封泰山，塞宣房，符瑞应，宝鼎出，白麟获。功德茂盛，不能尽宣，而庙乐未称，其议奏。”
诏令下达后，“有司奏请宜加尊号。”到六月庚午，便决定“尊孝武庙为世宗庙，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子世世献。武帝巡狩所幸之郡国，皆立庙。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
这里的“夙夜惟念”其祖“不能尽宣”的茂盛功德，说明武帝正是他心目中最伟大的帝王，是他效仿的榜样。阎步克先生认为:“宣帝特尊孝武，一方面是为了强调自身的正统，但同时也就继承了其政治精神。”[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5月第1版，第370页。]而武帝政治的核心正在于“儒术缘饰吏事”！这在宣帝政治的实践中有足够的展现。
所谓“霸王道杂之”就是把法治(霸道)与德治(王道)结合起来的治国方法。[ 吕思勉先生说：“所谓以霸王道杂之者，王指儒，霸指法。以儒家宽仁之政待民，法家督责之术绳吏，确为秦汉以降，汔可小康之路。”是说深通“霸王道杂之”之道旨。见《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53页。] 汉武帝一方面要“独尊儒术”，作为其政权的法理论证，另一方面，则更强调法治的根本作用。儒术在武帝时代，就是酷吏张汤用来缘饰“吏事”的表面工具。董仲舒“春秋决狱”正是儒术“缘饰”吏事的典型说明。汉宣帝继承汉武帝的这一国策。《汉书·宣帝纪》赞曰：“孝宣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也。……信威北夷，单于慕义，稽首称藩。功光祖宗，业垂后嗣，可谓中兴，侔德殷宗、周宣矣。”[ 《汉书·宣帝纪》]这里把“信赏必罚，综核名实”作为宣帝政治的核心来概述，抓住了问题的根本。正因为有了“信赏必罚，综核名实” ，才有“吏称其职，民安其业”，而且还使“单于慕义，稽首称藩”。班固说汉宣帝“中兴”，实际上是汉武霸业的再现。
汉宣帝坚持以“霸王道杂之”治国，用的便是“以名责实，尊君卑臣”的绳治臣下之道。《汉书·元帝纪》注引师古曰：“刘向《别录》云申子学号刑名。刑名者，以名责实，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宣帝好观其《君臣篇》。”[ 《汉书·元帝纪》]《君臣篇》讲的就是以法治国、加强皇权与中央集权的治国之道。而而所谓“霸王道杂之”，其具体体现就是多任用文法吏，以刑名绳臣下，同时又用儒家的“德政”缘饰之。
宣帝之太子（其后的汉元帝）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汉书·元帝纪》]由此可见，宣帝不仅在治国实践中“所用多文法史，以刑名绳下”，而且在思想上更是对儒者“不达时宜”而深有体会。在他的“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中，儒的地位可见一斑。所言“乱我家者，太子也！”也可谓一言中的，西汉王朝之败亡，正是太子（后继位为汉元帝）所好的儒术与王朝不断增强的离心力而导致的最终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