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元帝“乱我家”的治国之策选择可能与他少时受的儒学教育和其性格方面的因素有关，但恐怕更多的原因则是面对现实的压力而有着不可言喻的、不得已的苦衷。关键因素有三：
第一、《元帝纪》中所记载的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加上治理不善，导致“乱政”的出现，汉元帝承认当时的政治“亦极乱耳，当何道？”[ 《汉书·元帝纪》。]自然不得不检讨其政治路线。
第二、面对上述政治局面，儒生们利用天人感应、阴阳灾异之说为理论，以灾民谴告的特殊方式不断地指责、批评朝廷的政治，他被知知，“汉已有亡征了”。而自睦孟以来“汉家尧后，有禅让之德”理论指导下的那股力图将汉政权拉下马的政治势力，使之亦不得不向所谓“德政”屈服。
第三、当时在政治实践中实际掌握政权的外戚和宦官集团的强大（他们往往被视为皇权的延伸），增加了士大夫阶层对朝廷的对抗情绪。
在这种情形下，为了弥合作为国家治理实践者的朝廷与国家政治理论设计者的士大夫们之间日益增长的矛盾与冲突，为了国家的真正长治久安，适合士大夫们政治理想的“德教”治国策略，就成为了元帝唯一的必然选择。而德政的开端就是复古之周道。元帝初即位，有日蚀、地震之变，上问以政治得失，匡衡上疏。其核心内容就是要变更政治方向或治国之策：“臣愚以为宜一旷然大变其俗。”[ 《汉书·匡衡传》]元帝不仅接纳了儒者改变治国之策——以儒术变“风俗”的主张，而且，自己也深好儒术，史载“时，上好儒术文辞，颇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进见，人人自以为得上意。”在这种形势下，匡衡的第二封上书则直接要求元帝要做周成王了。他说：
臣闻治乱安危之机，在乎审所用心。盖受命之王务在创业垂统传之无穷，继体之君心存于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养其心，休烈盛美皆归之二后而不敢专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诗》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业，而鬼神祐助其治也。 [ 《汉书·匡衡传》]
这就是要求元帝遵照周成王“思述文、武之道”的做法，平息天下之人对先帝们的议论所造成的“天下纷纷”而不定的局面，要“详览统业之事，留神于遵制扬功，以定群下之心。”实际上，匡衡所看到的局面是儒生们对武昭宣政治的不满，纷纷提出批评意见，极不利于汉王室政权的稳固，从历史的经验中，他为元帝提出了学习的榜样——周成王，要认真对待治国策略的问题——统业之事，要留神于“遵制”的问题——就是要行王道，这样天下才能安心。这实际上就是要求元帝实行全面的政治转向，行儒家的王道政治。
“成王之政”即“崇圣德”之政，也就是所谓“纯任德教”之政，这一政治模式的提出，是汉代后期“周政复辟”的开端。其潜在的逻辑就是：有“成王”之在，就有辅佐成王的“周公”出现的必要。这里面有着深刻的政治理论含义。首先他将汉代的皇帝定位为“成王”——一个本质良好但治世之能欠缺的帝王，其潜在的政治心理就是，汉代皇室的皇帝不可能自己成为儒生们理想中的圣王，而必须有“大圣”——儒家理念的秉持者——以周公为模型的圣人的辅助。对于当时儒生与政府相对立的局面而言，这是一个相对温和，为儒生与汉室共同双赢的、双方均可接受的、合理的解决方案。这对于当时已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汉王室而言，至少保住了其王者的地位，而对于一直渴望在现实政治中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儒者而言，则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这个方案的提出，代表了当时儒生们对于政治的基本观念；也部分地反映了汉王室的政治利益，所以，汉元帝也无可奈何的接受了，在此后的政治实践中推行了一条与武昭宣完全不同的、适应于儒生们政治理想的“纯任德教” 治国之策。这影响了此后数十年汉代政治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