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歆随其父刘向校书，见《春秋左氏传》古文而大好之，这就是争立古文经学于学官的起源！刘歆推出，《左氏传》的核心价值在“汉家尧后”之说，其初意实为论证汉王室血统之高贵和纯正，这恐怕也是他作为汉王朝宗室一员的学术初衷，而后又生出尧禅舜以帝位，故有禅让之德，以此比附，汉当禅让，却成为了汉政陵夷下人们反抗汉政权最有力的武器。睦孟之言昭帝禅让以此。这也说明在刘歆之前，《左氏》大意已流行于学者之中。只是刘歆更欲提高其地位，为日益被儒家学者所鄙薄的汉政权张大其目，而更欲通过此举，达其个人在学术界获得尊崇地位的目的而已。
钱穆先生在《刘向、刘歆父子年谱》中一文对《左氏》的流传进行了考证。[ 钱穆《刘向、刘歆父子年谱》，见《西汉诸子平议》，（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 他批驳了康有为先生在《新学伪经考》中以刘歆伪造《春秋左氏传》是为王莽篡汉制造理论依据的说法，但对刘歆尊古文学的目的尚未明确交待。因此，刘歆尊古文的目的究竟何在？这一问题尚须进一步考证。以刘歆的个人地位与西汉后期形势发展的特点可以推知，其目的是有变异的。哀帝以前，刘歆是以汉宗室的身份，为汉政权特别是汉王室的神圣合法性作辩护：
《汉书·楚元王传》附《刘歆传》说：
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古文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汉书·楚元王传》附《刘歆传》。]
由此可见，《左传》之成为经学乃是经刘歆发明之后才成为可能的。该传又云：
及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为学官。[《汉书·楚元王传》附《刘歆传》。]
顾颉刚先生指出：西汉“宣元之世是经学分列的时代”，这正与西汉政治从“霸王道杂之”向德政转化的历史路向相适应，但这同时也是一个皇权与实际政权相分裂的时代。刘歆提出立古文四经于学官是在哀帝之时，“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歆因移太常博士责让之。”[ 《汉书·楚元王传》。]
刘歆的《移太常博士书》言辞激烈，谈及古文学时的主要论点是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之，然后藏之秘府而待刘向、刘歆校书而出之。立于学官的目的在于广学识之传播。但其上书的结果可想而知：“其言甚切，诸儒皆怨恨。······及儒者师丹为大司空，亦大怒，奏刘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歆由是忤执政大臣。为众儒所讪，惧诛，救出补吏，为河东太守。”[ 《汉书·楚元王传》。]
刘歆的企图并未成功，反倒得了一个大大的骂名，只能离开政治中心到地方上去避祸。说明在哀帝之时，保守政治势力尚足以维系及赖以持禄保位的根基。刘歆之建言立古文学于学官，完全没有篡汉的目标，而主要是为个人政治地位与学术地位的争宠，当然也不能完全排斥其为保住一支学术流派的良好动机。
而哀帝之后，当在学者叫喊汉王室下台让贤，汉政权已无力支持下去的情势下，其因图符改名刘秀以应之，则将古文学变成了篡汉的工具，并欲以已为“贤者”，进而取代汉政权的心理，是再正常不过了。刘歆欲以宗室成员，又以贤者、圣者身份取代汉政权，对汉王朝来说，总比易姓换代更好一些。应当说，当时不独刘歆有此野心，作为外戚当权集团的代表人物王莽，以刘歆同样的手法推重《周礼》，史载王莽为政“发得《周礼》以明因鉴，则天稽古而损益矣。”[ 《汉书·王莽传》。] 由此可见，歆、莽之心则同，而其目标则有异，同者为取代汉政，不同者则各自皆欲以已为中心，为取代者。但二者在汉政尚存的前提下结成同盟，则完全是在情理之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