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后期古文经学的兴起，表面上看是儒家内部的学派之争，实际则是对现实皇权政治改良愿望强烈的儒生们，用以对待其时日渐令人失望的政治现实的理论武器。顾颉刚先生在其《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中谈到，汉武帝之后，社会上出现了一个“人心厌汉”的趋向。他说：“在这十八年，睦弘、盖宽饶两次请求汉帝禅让，都做不到。但民间的怨气自在，他们对于汉帝已没有好感了。”[ 《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320页，中华书局，1996年。] 甚至连皇帝自己也知道汉有亡征了。汉元帝就承认当时的政治“亦极乱耳，当何道？”[ 《汉书·元帝纪》。] 这说明为汉帝治道选择设置的今文经学，在其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发生了极大的问题：由于帝王在具体政治行为中对“儒术”的敷衍——仅以“缘饰吏事”的功能为限度，造成的不仅是儒者们政治理想中的圣王缺失，更造成了儒者在政治理想破灭之后，对于汉王朝统治的离心力。因此西汉后期的儒者，不再与前期儒者一样，极力为汉政权的存在寻找理论根据，而是怎样进一步规范他们在理论上赋予的王权在实践中的偏向——加大对帝王政治行为的监督与限制。这就出现了阴阳灾异大兴的政治背景；由于对汉政权的失望，一些激进的儒生甚至于造起了以贤者取代汉室的理论，古文经学、谶纬之学正是作为代汉政治理论工具而出现的。
嬗代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激起的武力“革命”；另一种是温和的禅让。而在当时的官方今文经学中，则只有前者——“汤武革命”。但革命的代价太大，能否有一种代价少、更平稳的形式呢？西汉后期的学者们从古文经中找到了。汉家江山需要禅让的理论依据就在《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左传》）之中：学者依据《左传》文公十三年的记载，推断出“汉家尧后，有禅让之德”的结论，成为敲响汉王朝丧钟的终极性理论。由此可见，古文经学的政治理论，至少是对中央王权的约束理论，而当约束一旦失效时，就有更进一步的手段——禅让——和平取代汉政权。这恐怕也是古文学者刘向、刘歆父子发明五德相生说的理论基础。这种与中央王朝推行的今文学理论的差异和功能上的不同，到王莽秉政时达到了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