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玉海堂本是影刻元贞本，所以基本可以据玉海堂本来探讨元贞本。[ 杨按：虽然玉海堂本为影刻元贞本，内容基本相同，但我们还是认为有必要区分二者：一是元贞本卷五、卷十之“养安书院藏”墨迹当为钤印，而玉海堂本刻成了牌记，这要弄清楚；二是元贞本十卷完足，但无序跋，而玉海堂本卷首有“景元元贞平水本论语注疏解经十卷”篆文方记和“贵池刘氏玉海堂景宋丛书之四光绪甲辰九月付黄冈陶子麟刻丁未十一月校刊竣工附札记一卷”楷文方记、卷十后首附刘世珩《后记》，次为缪荃孙代刘世珩所纂《元本论语注疏札记》一卷；三是玉海堂本卷九《微子》篇《周有八士》章疏文“每乳皆二子，凡八子，皆为显士”，缪荃孙《札记》云“‘凡八子皆为显仕’，阮作‘显士’”，说明元贞本原作“仕”，玉海堂本更为“士”，则仍偶有文字不同。]对于元贞本的底本来源，杨守敬、缪荃孙只是简单一提，未及细论。顾永新先后撰文《元贞本＜论语注疏解经＞缀合及相关问题研究》和《金元平水注疏合刻本研究——兼论注疏合刻的时间问题》加以深入探讨，[ 顾永新《元贞本<论语注疏解经>缀合及相关问题研究》，见沈乃文主编《版本目录学研究》第二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顾永新《金元平水注疏合刻本研究——兼论注疏合刻的时间问题》，见《文史》2011年第3期，后又收入《北大中文学刊（2012）》，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推进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其主要论述后又收入氏著《经学文献的衍生和通俗化》一书。
顾永新认为元贞本所据底本应该早于刊于宋宁宗年间的八行本，甚至可能是在北宋或南宋高宗、孝宗朝刊刻的一个十卷本《论语注疏解经》。顾先生的依据主要有：①宋八行本及十行本均为二十卷本，书目著录北宋单疏本为十卷本，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论语注疏解经》十卷本，书名、卷数与元贞本合；②蜀大字本作十卷，刻于光宗、宁宗朝，虽在陈振孙之前，但刻于蜀中，陈氏並不知道蜀大字本的存在，《直斋》著录並非蜀大字本；③八行本刻于宁宗朝的两浙东路，《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本的刊刻必在八行本之前，地点也不在浙东，否则黄唐《礼记正义跋》应该提到；④文本内部，元贞本作十卷，篇题之下注有章数，尤其通过异文分析，顾先生发现八行本、十行本的脱文元贞本不脱，八行本、十行本的误字元贞本不误，进而认为元贞本所据底本可能就是《直斋》著录之本，应该很早。
我们认为顾先生这一推论是值得商榷的。其第一条证据，虽然《直斋书录解题》著录的书名、卷数与元贞本相合，但并不能就此认为《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了元贞本的底本。元贞本刊刻于元元贞二年（1296）的平阳（今山西临汾），如果其底本是注疏合刻本，一种可能是来自北方金朝，金与南宋之悬隔有甚于蜀与南宋，果真当时有这样的注疏合刻本存在，陈振孙恐怕也无缘得见，这样的本子传至陈振孙手中的可能性比蜀大字本更小；另一种可能是来自北宋末或南宋初，若真有此《论语注疏解经》，其能传至金元，则在南宋必有影响，绍熙三年（1192）的黄唐《礼记正义跋》、庆元六年（1200）的沈作宾《春秋左传正义后序》不容不提，更不会在南宋版刻及《九经三传沿革例》中丝毫没有反映。可见，较早的名为“论语注疏解经”的《论语》经、注、疏合刻本存在的可能性较小。第三条，顾先生仅以卷数不合否定《直斋书录解题》著录的是宋八行本，并推断《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本的刊刻必在八行本之前，未免有失严谨。笔者于此同意周中孚所疑，认为陈氏《直斋书录解题》的著录“十”上脱“二”字，[ 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十二武英殿本《论语注疏》二十卷解题，中华书局《清人书目题跋丛刊》影印本，1993年，第63页。]因为陈振孙在宁宗嘉定年间曾任绍兴府学教授、鄞学教谕等，[ 武秀成《陈振孙评传》，郝润华、武秀成《晁公武、陈振孙评传》（下），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65-269页。]至理宗宝庆三年（1227）充兴化军通判，始撰《直斋书录解题》。[ 武秀成《陈振孙评传》，郝润华、武秀成《晁公武、陈振孙评传》（下），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01-302页。]八行本《论语注疏解经》刊刻于宁宗嘉泰、开禧年间的浙东庾司，属于越刻，与陈振孙任教地点相同或较近，且略早于陈振孙任教时间，八行本影响较大，直接导致了此后十行本的产生，且至今尚有三部八行本的残本存世，则陈振孙不会不知晓八行本，更不会不著录于此本，所以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其所著录的就是八行本，只是卷数误脱了“二”字。[ 杨按：针对传世李衡《周易义海撮要》十二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为十卷，《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书前提要、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文津阁《四库全书》书前提要皆言“盖《书录解题》传写多讹，不尽足据也”。]果真如此，《直斋书录解题》的著录可能与元贞本没有关系了。顾先生第四条作了一些有益的版本、异文分析。我们认为元贞本作十卷、篇题之下注章数确实給人较早的痕迹，但也可能说明它来源于一个较早的经注本和单疏本，其底本并非注疏合刻本。考虑到宋八行本《论语注疏解经》文字上的讹误、脱漏以及人们对它的批评，[ 杨按：时代早于元贞本的署名岳珂的《九经三传沿革例》对越刻本文字的脱、衍、误多有指摘。张政烺《读<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张政烺文史论集》，中华书局，2004年）一文考证《九经三传沿革例》作者实为岳浚，其主体内容出自南宋末年廖莹中的《九经总例》。]元贞本进而改换用北方流传较早的经注本和单疏本重新缀合刊刻也是有可能的，如顾永新也认为金灭北宋时，曾将北宋国子监的早期书版和国家藏书掳掠至北方，其中可能有较早的经注本和单疏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