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摘要】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价值在于淡化犯罪标签并平衡人权保障与国家秩序之间的关系。新修订《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原则性规定导致该制度可操作性不强，有必要以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为核心解读相关术语。目前该制度在运行中存在信息难以封锁、法律规定及有关制度之间相互矛盾的现象。鉴于此，未来立法有必要以严格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处理保密程序等外围制度为中心，理顺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与其他法律法规规定之间的关系，完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监督与救济程序，构建弹性、递进式的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关键词】未成年人  犯罪记录封存   完善建议

The Study on the Juvenile Criminal Record Sealed System

Abstract:  The value of criminal record sealed system lies in desalination criminal label, as well as balancing the relationship of guaranteeing human right and national order. Because of general requirement of juvenile criminal record sealed system regulated in the newly revised “Criminal Procedure Law”, the system is weakly operable. It is necessary to interpret the related terms at the benefit of the juveniles. Currently in the process of operation, there exist the phenomena that the information is hard to seal, and there are conflict between legal requirement and relevant systems. In view of this, at the core of peripheral system which is strict on confidentiality procedures for the juvenile delinquency cases, future legislation needs to rationali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juvenile delinquency records archive system and other regulations. Besides,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supervision and relief procedure of the system in order to construct flexible and progressive criminal records archive system.

Keywords:  Juveniles; Criminal Record Sealed System;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Alpha

2012年新修订《刑事诉讼法》以专章形式设置了未成年罪犯特别诉讼程序。本次修法增设了不少未成年人特有的诉讼制度，其中之一就是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①]囿于该法条的原则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建立犯罪人员犯罪记录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该《意见》较为明确地指出增设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意义。但《意见》内容过于原则，其规范指引作用仍然有限。本文拟在阐释该制度的文本意义与价值取向基础上，深入分析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运行障碍，并提出相应完善建议。##end##

一、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文本解读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75条的规定，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要素：封存对象、封存主体、封存内容、例外情形及相关责任。犯罪记录封存对象限于犯罪时不满18周岁且被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人。对于封存对象的理解首要问题是是否只有在法院作出生效判决之后才能进行犯罪记录封存？论者认为，本条使用术语“被判处”而不是“应该”判处意指“实际判决”。《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规则》）第503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收到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后，对犯罪记录予以封存。《规则》使用“收到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后”一语印证了犯罪记录封存的对象只限于未成年罪犯的生效判决。有不少学者指出，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对象不限于生效判决，还包括被人民检察相对不起诉、附条件不起诉对象及公安机关侦查情况资料。[②]论者认为，上述学者对此作扩大性解释并不合适。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意义在于减少规范性犯罪标签对未成年人的负面影响。相对不起诉及附条件不起诉本意指行为人并没有构成犯罪，这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要求。《意见》中明确规定，犯罪记录是国家专门机关对“犯罪人员”情况的客观记载。很明显，此处的“犯罪人员”是指被法院定罪的人员。若将“犯罪人员”作扩大性解释，使其包括一切被纳入诉讼程序中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疑是对无罪推定原则的违反，极不利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

另外，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刑罚是否包含判处附加刑？论者认为，我国刑法典对刑罚轻重的划分是以主刑为标准，附加刑只具有参考意义，不具有划分意义。为此，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包含被并处罚金、没收财产或者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情形。当然，五年以下本身包含着低于五年有期徒刑情形与其他如拘役、管制等较低刑种情况。有必要指出的是，立法将“五年有期徒刑以下”作为适用附条件不起诉的先决条件，但此标准是指单纯个罪构成五年有期徒刑还是包括数罪并罚情形并不明确。论者认为，从有利于保护未成年人利益出发，应将此作限制性解释，即“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只适用于个罪情形，不包括数罪并罚情况。换言之，若未成年罪犯犯有数罪，个罪没有突破五年有期徒刑，但数罪并罚后超过五年有期徒刑者，对其仍可适用犯罪记录封存。这在我国立法司法实践中已有类似做法。《刑法》第81条规定：“对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立法对假释适用的限制性规定只适用于个罪情形，即在行为人构成数罪，个罪虽属暴力犯罪或累犯但均未超过十年有期徒刑，但并罚超过十年有期徒刑者，仍然可以适用假释。综上，将犯罪记录封存适用条件之“五年有期徒刑”作个罪适用限制性解释符合存疑时作有利于被告、罪犯解释与司法适用统一性原则。

立法以“刑罚”为标准利于司法实践操作。国外有些立法兼采“定性”与“定量”标准，对于诸如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等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犯罪排除于犯罪记录封存之外。我国立法采“定量”标准的优势在于便利司法实践操作，利于实现形式侧面公正。《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犯罪记录封存主体。司法实践中与犯罪记录紧密相关的主体都应属于犯罪记录封存主体，包括法院、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及看守所、拘留所、社区矫正机构、监狱等司法行政部门。根据《意见》规定，犯罪记录封存内容包括犯罪人员的基本情况、检察机关（自诉人）和审判机关的名称、判决书编号、判决确定日期、罪名、所判处刑罚以及刑罚执行情况等。

为与其他相关法律规定衔接，立法设置了犯罪记录封存的例外情形，但因其规定过于模糊，导致理论与实务人员对其有关规定产生不同认识。首先是对“司法机关办案需要”的理解。学者似乎对此问题没有太大的争议。[③]论者认为，从其字面含义看，此处司法机关包括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检察机关、法院等机关。但立法未对“办案需要”中的案件性质作出特别限制，换言之，它可以包括行政案件、治安案件、民事案件、经济案件及刑事案件等。论者认为，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目的在于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犯罪标签”的负面影响。立法作此例外规定目的是平衡人权保障与国家秩序两者之间关系。若将“办案需要”中的案件性质扩展至所有案件，则其例外很可能转变为原则。论者认为，从立法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原则出发，不宜对司法机关的办案性质作扩大解释，并将其限制为“司法机关侦查犯罪案件”需要为宜。这不仅是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设置的应然要求，还符合《儿童权利》公约确立的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如《公约》第3条规定的：“关于儿童的一切行为，不论是由公私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另外，对“需要”一词亦应持狭义解释，立法宜确立“最后手段原则”以界定“需要”外延，即只有在司法机关穷尽所有手段仍无法查证并作出决定时，方可允许查阅未成年人犯罪记录。

其次是“有关单位”与“国家规定”含义。《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并没有确定“有关单位”范围及“国家规定”含义。多数论者认为，从刑事一体化角度考虑，宜采取刑法有关规定，将“有关单位”界定为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和团体。[④]这意味着，除个人外，社会上所有合法存在单位都可以查询未成年人犯罪记录。而司法实务中，个人查询犯罪记录的情况比较少见，查询主体主要是有关单位，且多出于就业、工作及升学等能够实际影响到未成年合法权益等原因。对“有关单位”的宽泛性解释有违立法设置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初衷。根据《刑法》第96条规定：“国家规定”是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决定，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这意味着，国务院各部委制定的规章、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都不能作为查询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根据。但就我国现有法律、法规总体数量来看也极为庞大。并且上述法律、法规中存在大量的可以查询犯罪记录的依据。如《公务员法》、《检察官法》、《法官法》、《律师法》、《教师法》、《拍卖法》、《会计法》、《注册会计法》、《公司法》、《执业医师法》、《兵役法》等法律都明确规定了有犯罪前科人员的职业禁止。如此，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意义将大打折扣。论者认为，欲解决上述问题，可以考虑以下两条途径：一是限定“有关单位”与“国家规定”的范围；二是修改有关国家规定中的有犯罪前科者职业禁止的相关规定。第一条途径的缺陷是可能造成“单位”之间的不公平，且与刑法中的规定不能保持一致；后一条方法则可在与刑法规定保持一致的同时，切实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综上，论者倾向于第二条完善方法。

二、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两个价值

    犯罪记录制度目的在于为加强对犯罪人员信息的有效管理，是目前控制社会的重要手段之一，其直接价值取向在于维护社会秩序。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目的在于消除犯罪前科对未成年人的不良影响，是对个人信息的特殊保护。具体而言，未成年人犯罪封存记录制度价值取向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淡化犯罪标签

标签理论认为，犯罪是社会互动的产物。犯罪是在与对行为人有意义他者互动中的产物。特别是警察、法院等权威系统对犯罪的标定，使行为人深陷于犯罪的烙印中。犯罪记录查询制度在利于控制社会的同时，强化了犯罪的标签性作用。受心理、生理因素影响，未成年人犯罪原因或复杂或简单于成年人犯罪。如果说刑事责任承担是对成年人自由意志选择行为的对应评价，那么看护、引导应该是未成年人犯罪的相应结果。未成年人犯罪的随机性、冲动性特征不同于成年人犯罪的自由意志选择性。同样地，他们缺乏摆脱犯罪标签、适应社会的能力。事实证明，最初那些有轻微不良行为的少年儿童由于被贴上“坏”标签而不断受到排斥，并被同样具有“坏”标签的未成年群体所吸引。他们对“集体温暖与认同”的需求迫使其逃离正常群体。他们在经历权威司法系统犯罪标定过程后则可能会丧失回归社会的能力。组成并支撑社会的主体力量是成年人，而社会环境的好与坏亦与成年人及国家有着须臾不可分割的联系。受心智因素影响，未成年人无法左右社会的发展，在社会中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基于此，成年社会尤其是国家对未成年人的行为导向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国家亲权理论成为指导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程序的重要理念。与成年犯罪的个体责任承担不同，未成年人犯罪原因的社会性特点决定了国家与社会有责任分担未成年犯之罪责，并有义务监护未成年人免受他者、社会及国家行为的负面影响。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契合未成年人犯罪社会原因。封存未成年人犯罪记录价值取向之一就是降低权威司法系统对犯罪反应的后遗效果。未成年人犯罪司法程序的非公开性能够确保审理及执行的保密。而封存犯罪记录则可防止社会对未成年人的第二次不利评价。与成年罪犯的犯罪记录查询制度相比，国家采用“刻意隐瞒”的方式分担了未成年人承受社会评价的部分责任。如此，国家能够确保未成年人在“审判剧场”与“社会场域”都免受非规范评价，将国家评价行为产生的标签作用降至最低。

（二）平衡人权保障与国家秩序

犯罪记录查询是对行为人过去犯罪事实的客观记录。从纯粹事实角度看，过去的犯罪事实与行为人其他客观行为没有实质区别，是行为人客观经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差别之处在于，行为人大部分的客观行为不会被他者所记忆，并被反复咀嚼。但社会他者对犯罪事实这一客观行为有着特别的兴趣，尤其是国家加入到这一行为记忆主体中去，并通过诸如就业等制规范性制度，提醒公众与社会不要忘记行为人是一名曾经犯过罪的人。从规范意义上看，行为人被定罪量刑并被执行，国家对犯罪事实的评价行为已经结束。但从非规范层面看，犯罪记录查询制度赋予社会相应主体第二次评价犯罪的权力，他们不但可以查询犯罪记录，在主观层面再次评价其犯罪行为，并与有关制度相配套，限制其实施特定行为。论者认为，第二次评价对行为人的标签性伤害不亚于第一次国家正式评价行为。犯罪记录查询制度国家秩序的意义大于个人权利保障利益。

如上文所述，受心智不成熟影响，未成年人群体属弱势群体，他们缺乏保护自己的能力。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更无反抗能力。若国家一味强调国家秩序，恣意曝光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情况，无疑会严重损及本已软弱的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新《刑事诉讼法》确立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是优先考虑未成年人利益的重要表现，是国家秩序向人权保障的适度让步。但新《刑事诉讼法》在强调保护未成年罪犯权益的同时，表现出出明显的“克制情绪”。基于控制犯罪等维护国家秩序利益需要，新《刑事诉讼法》规定，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存在两个例外：一是刑罚例外。凡是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刑罚以上的罪犯不得封存犯罪记录；二是查询主体例外。司法机关根据办案需要或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可以查询未成年人犯罪记录。上述例外规定是对人权保障与国家秩序利益平衡之后的再次平衡，且从立法使用术语的模糊性上看，若不对其严格限制很有可能会无限扩大查询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情形，其例外与原则性很可能会倒置，违背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设置初衷。

三、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运行的三点担心

新《刑事诉讼法》设置有限制的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其出发点在于保护犯罪轻微的未成年人罪犯的合法权益。但受其立法条文粗疏与配套制度缺失影响，该制度运行中不无问题。

（一）载体可存，信息难封

犯罪记录封存的本意在于秘而不宣，即禁止社会人员接触未成年人的有关犯罪记录。我国有着严格的档案管理制度，且经验丰富，司法实践中也鲜有涉及档案管理不慎被窃取或公开的情形。犯罪记录最终以归档的方式进行封存，完全可以借鉴档案管理制度或者司法机关特有的档案管理制度封存未成年人犯罪记录。为此，在现有档案管理制度下，单纯封存记录犯罪信息的载体不成问题。但有问题的是，犯罪记录封存最终目的是禁止他人了解未成年人的有关犯罪情况以防造成不良影响，即禁止社会人员接触有关犯罪信息，而非承载犯罪信息的载体。接触犯罪信息载体虽然是了解犯罪信息的重要途径，但并不是唯一途径。论者认为，在目前，社会成员至少可以从以下几条途径了解未成年人犯罪信息。

首先，未成年犯罪行为的公开判决。新修订《刑事诉讼法》虽然把非公开审理未成年人犯罪年龄扩展至18周岁，但有问题的是，犯罪记录封存的对象是犯罪时未满18周岁的人。但新《刑事诉讼法》非公开审判的年龄限制是审判时未满18周岁的人。这意味着，对于犯罪时未满18周岁，但审判时已年满18周岁的人可以公开审理。另外，无论是公开审理抑或非公开审理的案件，法院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最后判决是公开的。社会主体完全可以从此途径获知未成年人犯罪信息。其次，新闻媒体报道。新闻媒体与司法行为有着密切的关系，两者在维护司法公正方面都肩负着重要的责任。司法公正需要新闻媒体公开的支撑，而新闻媒体的正义性报导则建立于公正的司法裁判基础之上。新闻媒体与司法机关应各自以法律规范为底线，并以职业道德操守为辅助，确保两者的距离。但司法实践中，两者逾越界限的行为不在少数，尤其是新闻媒体的不适当报导很可能会影响司法公正。未成年人案件虽然是法定的非公开案件，但新闻媒体为博取读者眼球，对处于司法程序处理的特殊未成年人案件大肆报道的不在少数，如最近发生的李天一案件就是一适例。该案还在侦查程序阶段，新闻媒体就对此案疑犯之一李天一进行了大量带有猜测性的报导，极不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试想，即使李天一作为未成年人其犯罪记录被封存，社会成员有谁不知其犯罪信息呢？如此，立法设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意义何在？最后，社区矫正与帮教。根据《刑法》与新修订《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被判处管制、缓刑的罪犯应当依法实行社区矫正，并对未成年人罪犯实施帮教行为。未成年人是适用管制，特别是缓刑的重要群体。而社区矫正与监禁矫正的重要区别是吸纳社会力量参与。尤其是针对未成年人设置的帮教，其主体力量主要来自于社会。这势必会扩大知悉未成年人犯罪信息群体。社区矫正与帮教的开放性特点很可能会将未成年犯罪情况暴露给所有社会成员。可见，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本身存在着诸多漏洞，单纯对记录犯罪信息载体的封存很难实现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切实保护。

（二）一封到底，矛盾频出

根据新修订《刑事诉讼法》，司法机关一旦启动犯罪记录封存程序，对未成年人具有终生有效性，不得以任何原因撤销犯罪记录封存，并公开其有罪信息。可见，新修订《刑事诉讼法》采取绝对犯罪记录封存立法模式，这有利于实现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刚性保护。但刚性立法本身可能会诱发相关矛盾出现。

首先，新修订《刑事诉讼法》虽然完善了上诉不加刑程序，但该程序并不彻底，在以下两种情形下法院可以作出加刑判决：一是第二审人民法院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案件若有新的犯罪事实，人民检察院补充起诉的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或者自诉人提出上诉的；二是人民法院根据审判监督程序提起的再审。若法院根据上述理由对实施犯罪记录封存的未成年犯进行二审或者再审后作出的判决高于有期徒刑五年的，该如何处理呢？可能有人会认为，根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一审犯罪事实仍应封存，但对二审或再审犯罪事实则应公开。但论者认为，一审犯罪事实与二审或再审犯罪事实同属一个犯罪事实，且二审或再审犯罪事实才是“真实事实”，法院只能对一个犯罪事实作出一次评价，否则违反禁止重复评价原则。若对二审或再审犯罪事实继续进行封存，则又不符合犯罪记录封存条件。如此，会出现左右不是的局面。

其次，根据《刑法》有关规定，如果罪犯在行刑过程中又出现新罪或者发现有漏罪的，根据刑法的有关规定，应该与原罪进行数罪并罚。若未成年罪犯在行刑过程中发现漏罪或者实施新罪，则应对其进行数罪并罚，若并罚结果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是否需要撤销以前的犯罪记录封存呢？有人将此看成是“封存回转”行为。[⑤]并有学者指出，当被封存犯罪记录的未成年人在封存期间又犯新罪，或者被发现尚有未受追究的其他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应及时解除犯罪记录封存。[⑥]论者认为，根据犯罪封存记录的彻底性，似乎无论出现什么样的情形都不能撤销犯罪记录封存，但如此又与其本身规定的条件相违背。较为妥善的做法是区分不同情形，若并罚后的结果超过（包括）5年有期徒刑的，应撤销犯罪记录封存。若并罚结果未超过（包括）5年，则不应撤销犯罪记录封存。

最后，犯罪封存记录目的在于为未成年人顺利回归社会提供便利条件。为便于司法实践操作，立法以5年有期徒刑为界限，为犯罪记录封存划定了刚性标准。刑罚成为适用犯罪记录封存的唯一界限，这意味着，司法实务并不考虑未成年罪犯的主观态度，即使其态度极为恶劣，不思悔改，但其法定刑低于5年有期徒刑的也应适用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论者认为，此方法过于僵硬，该制度对于主观罪恶较大，悔罪态度较差的未成年人罪犯很可能起不到应有的督促作用。立法与制度的威慑、督促作用应该呈持续状态。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刚性化不但会削弱该制度的持续督促作用，甚至可能会纵容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

（三）五年为界，影响判决

自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实施以来，司法实践中已有很多未成年人从该制度中获益。但该制度以有期徒刑5年为唯一判断标准，可能会不适当地影响到司法判决。刑法分则对有期徒刑的刑度作了规定，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况：1年以下、2年以下、3年以下、5年以下、1年以上7年以下、2年以上5年以下、2年以上7年以下、3年以上7年以下、3年以上10年以下、5年以上10年以下、7年以上10年以下、5年以上、7年以上、10年以上、15年。有期徒刑以1、2、3、5、7、10、15年为界限共分7格15种情形。其中未成年人犯罪确定可以适用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情形有4种情形，确定不能用该制度的情形有6种情形，介于两者之间的情形有5种情形。对于第一种情形，司法机关没有适用的自由裁量权，但对于第二、三种情形，司法机关在法定刑幅度内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如若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的法定刑为2年以上7年以下，法官则可根据行为人的主客观情况进行裁断。

我国《刑事诉讼法》、《刑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均明确规定，司法机关在处理未成年犯案件时应遵循“惩罚为辅、教育为主”的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规定：对未成年罪犯适用刑罚，应当充分考虑是否有利于未成年罪犯的教育和矫正。对未成年罪犯量刑应当依照刑法第61条的规定，并充分考虑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次犯罪、犯罪后的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因素。结合刑法关于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的规定。司法机关在对未成年人适用1年以上7年以下、2年以上5年以下、2年以上7年以下、3年以上7年以下、3年以上10年以下法定刑时，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会顶格判处。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设置将会进一步吸引司法机关适用低于5年有期徒刑的刑罚。法官及包括检控方在内的控辩双方可能都会受未成年人定罪量刑政策的倾向性影响，并形成适用低于5年有期徒刑的司法合力，从而架空上述5年以上有期徒刑刑罚，且该司法行为很难受到监督制约。论者认为，司法机关处理未成年人案件采用从宽处理原则并无不妥，但其司法行为仍受罪刑法定原则制约，特别是对于突破法定与酌定裁量范围的裁判行为必须受到监督制约，但论者相信，在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这面大旗帜下，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很可能会无限制地但又极为隐秘地影响甚至左右司法裁判。对此，除司法机关本身谨慎公正裁判外，检察机关应切实负担起法律监督责任.检察机关应对未成年人犯罪法定刑幅度涵盖5年有期徒刑者的从轻或减轻处罚幅度进行谨慎监督，既要维护未成年犯的合法权益，又不能悖离刑法基本原则。

四、完善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四点建议

立法在短时间内可以实现某项制度的构建，但其有效运行不但需要时间的检验，还需要相应配套制度的保驾护航。基于上文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分析，论者认为，未来立法可以以扫清外围制度障碍为中心，兼及内部制度改革，完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一）严格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保密程序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目的有二：一是限制有关主体查询未成年人犯罪记录，防止常规制度对未成年罪犯形成的制度性歧视，避免国家对未成年人的第二次负面评价；二是限制其他有关社会主体获悉未成年人犯罪信息，防止未成年人遭受社会成员“道德洁癖”的洗礼。但单靠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似乎难以独立支撑起上述重任。未来立法有必要从以下两个方面，严格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保密程序：第一，增设未成年案件公开判决例外情形。对于可能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未成年人案件，其审判程序与判决程序一律保密；第二，严格未成年人案件诉讼程序，对于未成年人涉嫌犯罪案件，新闻媒体及其他社会主体一律不得报导，对于透漏案件信息内部知情人员或擅自报导未成年人案件的新闻媒体及有关责任人员应严格追究相应责任。

（二）理顺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与其他法律法规规定之间的关系

我国现有刑事法律并没有规定职业禁止资格刑罚。但现行其他法律法规却设置了大量的从业资格禁止，并且是永久性的。职业禁止行为对行为人的生存与发展影响重大，关乎行为人重大权利的行使。相关法律法规对有前科行为者实施职业资格禁止本质上起到了资格刑的作用。刑事法律对职业资格禁止的空白与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对职业资格禁止的丰富规定形成了鲜明对比。法律体系内部衔接漏洞造成的缺陷在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中显现出来。论者认为，未来立法有必要对刑事法律与其他法律进行双管齐下的修改。考虑到诸如《公务员法》与《刑事诉讼法》等基本法律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其职业禁止规定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制度发生冲突时，不能一味地修改其他法律，应根据实际情况对两类法律法规进行对接式修正，并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问题作出特别规定。

（三）完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监督与救济程序

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涉及人员与单位较广，相应监督程序远未成熟，监督主体、监督程序及监督责任都尚未明确。新《刑事诉讼法》及《意见》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有关规定过于粗疏，操作性较差。多数学者认为，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理应承担起对该制度的监督职责。但有问题的是，检察机关也是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重要封存主体，检察机关既做裁判又做球员的做法很可能会影响到监督的公正性。基于上述因素考虑，论者认为，宜将对该制度的监督改造与相应救济程序的完善结合起来，可以考虑通过以下两个方面的改造完善该制度：一是建立统一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管理监督机构，该机构主要职责是协调统一并监督各实施封存犯罪记录的公安司法机关。立法宜明确负责实施犯罪记录封存机构违反有关封存规定泄露信息应承担的责任；二是立法赋予犯罪记录被封存者申请救济的权利。泄漏未成年人犯罪记录行为与其他程序违法事项有着重大区别。其他程序违法事项大都可以通过后续救济手段予以弥补，但犯罪记录一旦泄漏则无法弥补，会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造成重大影响。为此，论者认为，权利人可以对以下两种情形申请救济：犯罪记录存在可能被泄漏的情形；犯罪记录已经被泄漏的情形。权利人若有证据能证明相关犯罪记录可能被泄漏，则可向公安司法机关及专门监督机关申请救济，相关机关核实材料后应迅速做出救济决定。同样，针对犯罪记录已经被泄漏情形，权利人可以向有关机关申请救济以弥补信息泄漏造成的损害。

（四）构建弹性、递进式的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立法以5年有期徒刑为界限构建的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过于刚性，不但造成诸如司法实践中的“封存回转”问题，还限制了该制度对未成年罪犯的持续督促作用。论者认为，可以通过刑法修正案或司法解释的方式，确立“封存回转”制度，即规定在发现新罪与漏罪进行并罚或者再审结果超过5年有期徒刑的应撤销犯罪记录封存，将其纳入犯罪记录查询范围。另外，为软化该制度的刚性，立法可以为该制度设置一定的考验期限。若未成年人在考验期限内表现良好，则可以将其犯罪记录封存。但在考验期内表现不好，有违法犯罪者，则撤销犯罪记录封存。从更为长远的角度看，立法有必要设置前科消灭制度，并与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形成前后递补关系。经过较长期限者，可以消除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立法可以采取申请与依职权两种模式：时间较短者，需要依照申请，法官根据行为人的表现裁量是否消除犯罪记录；时间较长者，依照职权消除犯罪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