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柏拉图以来，整个西方政治哲学就存在轻视、否定公共领域的倾向。进入近代以来，这种倾向依旧没有改变。而阿伦特认为，现代社会出现极权主义的根本原因在于公共领域的衰弱，而现代性危机也可以归咎于公共领域的衰落。代议制民主实际上使公民远离政治，远离公共领域；不断发展的经济对政治的侵蚀；生产的私人领域对政治的公共领域的扩张等，这些都是公共领域不断退让和萎缩的原因。因此，阿伦特大力主张复兴公共领域。
与历史上的经典理论一样，公共领域理论也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它是在前人理论基础上不断发展、完善而来的。阿伦特公共领域理论主要直接受雅斯佩尔斯的影响。雅斯贝尔斯的“自由”理论对阿伦特公共领域理论影响颇深。雅斯贝尔斯认为只有与其他存在发生交往的个体，才是真实存在的个体。人交往和对话是人自由的本质。人之所以成为真正的社会人，就在于拥有这种自由。在政治领域则表现为“一切公民共同参与全体意志的决定，意味着共同决定，共同行动。”[2]这意味者政治自由并不是仅仅宪法所明文规定的，如：全体公民一律平等，或者是公民依法拥有选举与被选举的权利这样的表面权利，而是所有公民都享有真正参与决策的行动的权利。
阿伦特在研究极权主义现象和试图解决西方社会所面临的政治危机的时发现，随着现代西方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产生了一批盲目追求物质财富，而对公共生活漠不关心的人群。他们彼此隔绝，自我既不思考，互相也不交流。阿伦特把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望放在重建古希腊式的古典共和主义的理想上来，第一次在其著作《人的境况》中系统地提出了“公共领域”这一概念，并将之理论化。由于她十分推崇古希腊的政治模式，所以这个概念也被称为“古典型的公共领域”。
她的公共领域理论主要由三大领域学说构成。她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近代以来的市民社会的概念或者社会与国家的二分法已经不能概括现代社会的复杂程度。并把人活动的领域划分为私人领域、公共领域和社会领域，试图以这种分类模式取代传统的社会-国家二分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