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由意识形态斗争新战场发展为主战场，是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最具时代性特征。而这种转变包涵深刻时代根源。众所周知，媒介是意识形态斗争载体，不同媒介间传播力、影响力、控制力差异是决定意识形态斗争主、次战场的重要参数。网络诞生之初，作为新事物，凭借新优势，迅速成为意识形态斗争新工具、新战场。碍于信息技术尚未成熟、网络用户较少等条件限制，网络仅以新媒介身份作为传统主流媒体辅助性工具、实验性工具来工作，意识形态斗争绝对战场仍旧是传统媒体主导下的现实社会空间。随着技术日益发展，网络媒体在吸收、整合传统媒体各优点基础上，加之开放性、流动性、互动性、超时空性、即时性等独有属性，已远优传统媒体，给予意识形态表达、传播在内容与形式上更加丰富、生动、多样、深刻，此时网络成为意识形态宣传、斗争首选媒介的条件得以确立。
意识形态斗争场域变化取决于民众公共活动场域变化。据相关数据统计，截止2017年底，我国网民规模达7.72亿人，网民人数居全球第一，普及率为55.8%，人均每周上网时间27小时。在网络经济方面。2018上半年，我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为5.69亿人，国内网络零售市场规模达40810亿元，同比增长30.1%，占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22.7%。即零售消费中每100元钱有22.7元用于网购零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上数据充分说明网络空间已是我国生产、生活的第二空间，我国已步入了全民网络时代。由此决定了网络必然成为我国政治的第二空间，即网络政治空间。它既是现实政治的一种空间拓展，也是网络空间的一种政治拓展，网络意识形态领域是网络政治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于传统意识形态领域。“在线下，意识形态安全网相对牢固。在传统媒体上，意识形态领导权、话语权基本稳固。非主流意识形态难以在传统媒体空间发声，即便发声，也经常是边缘性的。”[[[]张涛甫. 当前网络意识形态观察——2015网络舆论场新角力[J]. 人民论坛, 2015(14):10-14.]]目前，在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网络传播具有的聚焦化、社群化、无界化特点，加剧了非主流意识形态的蔓延与扩散，使得网络政治空间趋向饱和，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的多元思潮关系日益尖锐，尤其是代表多元思潮的网络主体加强对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导致主流意识形态领导权、话语权被稀释。例如，在影响力排名前20的微信公众号中，官方媒体中仅有“人民日报”和“央视新闻”上榜。26万多个微信公众号中，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关键词的微信公众号仅有5个。另外，网络意识形态斗争日益激烈，涉及面广、社会影响深远。如最近几年引爆网络的“毕福剑辱毛事件”、“作业本侮辱邱少云事件”、“公知围攻《辽宁日报》事件”、“洁洁良精日分子辱华事件”等等，这些事件当事人既有体制内公众人物，也包括普通草根，既有网络公知，又有高校学生，其代表身份之广、社会影响之大，深刻反映了当今网络意识形态斗争之复杂性，各种网络思潮相互交织、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形成了众声喧哗的热闹场面。网络已成为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交锋的比武擂台，成为健康文化与腐朽文化较量的搏斗场所，成为意识形态领域渗透与反渗透的硝烟战场，直接关系到改革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大局。由此可见，网络已经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最前沿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