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现场：城市文化生态的跨学科研究方法

内容提要：城市美学和城市文化研究过去二十年多注重城市审美外观和现代性都市乌托邦的整体文化想象，忽略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异质文化群落的出现带来的文化生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城市文化产业的兴起带来新的城市文化景观的生成，对鲜活复杂的城市经验造成遮蔽；城市文化研究需要走进文化现场，从城市文化生态视野拓展原有的研究模式：在研究对象上，从形象、文本拓展到文化活动；在研究视野上，关注城市文化生态的多样性、多元异质文化群落的冲突与融合；在研究方法上整合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资源，从文本解读和审美阐释走向参与和体验，运用田野调查、文化考古学等方法，实现理论与现实经验的对接。

关键词：文化现场  城市文化生态  文化生态美学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中国现代化、工业化进程的一个突出的社会剧变，是城市化和城市经验的凸显，对于这个经历了几千年乡土文明、当代城乡二元分治达半个多世纪的国家来说，城市化带来的形态复杂而又鲜活的社会文化变迁，无疑为当代的知识生产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对象和最具活力的源泉。作为“现代性”话语诞生的中心地带，“城市”、“都市”成为当前学界研究的热点，也为文艺美学学科从文学、文化研究到城市文化研究的边界拓展提供了契机。与社会学、人类学等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失之于“实”相比，以大众文化、文艺批评、审美文化为主流的人文科学更重视城市的文化精神价值层面，但不足在于失之于“虚”。[①]面对“城市”这样一个庞大复杂而又深具多面性的有机体，避免以单一视角和理论对应都市文化结构中的狭窄层面，对活生生的都市文化经验造成遮蔽，寻求人文与社会科学对话和沟通的桥梁，重建城市文化研究与现实的关联成为当务之急。##end##

一、现代性与想象的都市乌托邦

人文学者对当代城市文化研究“失之于虚”的批评，最突出的就是将关注点过多集中在城市的审美外观或文化幻像上，[②] 这与城市文化研究学科发展的先天不足有关。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和现代化运动的潮流,中国文学研究从自身分化出文化研究，随后将边界拓展到城市新兴的文化现象，譬如大众文化、时尚与消费、网络、广告甚至超级市场，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转向的研究范式及其成果构成了城市文化研究的原生形态基础。20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城市化进程，城市文化研究也从文艺学内部兴起，成为文学学科衍生出来并深化发展而成的研究方向。

中国城市文化研究仅有二十年的历史，且其学科基础背景又源自文学研究、文艺美学，在研究发展初期，城市文化研究的理论前提和假设起点都过多倚重文学、美学的基本观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就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而言，文学学科的传统研究对象就是经典化了的文学文本，通过文本分析、文本阐释和批评来深刻理解文本的文化精神内涵。城市文化研究将文本拓展到电影、时尚、消费、娱乐、日常生活等文化现象，将城市事象作为大文本来考察，研究对象和领域是拓展了，但仍然没有脱离传统的“文本诗学”，甚至城市只是作为文本存在的一个空间维度，成了大文本分析的一个社会布景；更多的时候，城市被作为一个整体的审美文化形象来研究。[③]其理论基础之一，源自美国的城市学家凯文·林奇的“认知图”的理论：

似乎任何一个城市，都存在一个由许多人意象复合而成的公众意象，或者说是一系列的公共意象，其中每一个都反映了相当一些市民的意象。[④]

林奇的“城市意象”概念因为包涵了感知、情感和精神形象因素，被城市文化研究很方便地“拿来”而广泛使用。关于城市的文化形象和文化想象，成为城市文化研究的核心论题。在研究方法上，也限于传统的文本分析、文本阐释和文本批评方法。

就研究目的而言，传统的文学研究，是通过对具体文学作品的分析和批评，确立文学价值评判的标准，无论是“历史的与美学的观点”，还是“现代性”与“被压抑的现代性”之争，都试图将文学纳入某种权威的评价体系中，[⑤]完成文学研究的最终目标——文学经典标准体系的建立和鉴定合乎标准的文学产品。从文学研究转向城市文化研究，这种“经典化”、标准化尺竿的知识生产影响仍然存在。一个突出的表征，就是用“现代化”、“消费主义”、“后大都市”等理论来给城市贴上完美现代性的标签，于是，绝大多数研究著作使用不同的材料，来证明“现代化”叙事的正确和“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不可抗拒，进而把像上海这样的都市编织进一个日益膨胀的关于中国美好未来的前景神话之中。[⑥]

李欧梵的《上海摩登》堪称经典之作，他将“文化研究”的方法论视野引入到都市文化研究之中，在“文化想象”的层面上重建了上海现代性的特殊形态，对“文学研究”到“城市文化研究”的转型具有标本意义。李欧梵确实把握到参杂了西方异质文化的上海都市的特殊性，这种现代性想象仅是上海城市文化全部内蕴的一部分，但却被概括为城市整体文化典范形象。

城市文化研究模式成了构筑一个现代的、完美的都市乌托邦想象，用浮现在表层的文化现象作为西方城市理论的注脚，同时，也为城市政府竭力打造的城市文化形象工程的合法性提供了理论基础：一栋栋高入云霄的摩天楼，大片绿地，“亮化工程”，国际大都市风、广场风、CBD风……一阵接着一阵刮，城市建设者对都市现代性的想象非常简单，无一不指向对纽约曼哈顿、香港中环的复制模仿，这就是现代化的乌托邦城市。在乌托邦城市的想象里，几乎所有人都穿梭摩天大厦下面的酒吧、咖啡馆或Shopping Mall等场所，吃着麦当劳，喝着可乐，玩的是迪斯尼，看的是大片——几乎所有的城市文化形象都一样充斥着时尚、现代的单调、同质化。于是将这种时尚、单调的意象中添加进地方文化传统元素，比如近几年北京兴起的“胡同”、上海崛起的“石库门”，对王安忆小说里旧上海弄堂的无以复加地怀旧、想象，然而，这些地方文化传统只是以一种民俗消费的形式，满足对城市整体文化形象的建构和认同，仍是城市文化整体形象建构的需要，城市文化现场到底在发生着什么，多元异质人群到底如何参与城市整体意象的建构，仍然缺乏实证考察和真正介入城市生活内部的现实关照。

尽管以“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为社会发展目标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为城市文化研究提供了学理契机和物质基础，但是城市文化研究的发展，如果仅仅停留在城市整体美学形象的单一叙述上，有闲阶层、中产阶级的城市文化、城市消费假想成一个完美的统一的城市文化和城市精神的象征，挪用西方现代理论满足中国城市文化建设的乌托邦想象，将对大量鲜活复杂的城市经验造成遮蔽。

二、文化形象与城市多元生态

    由文学学科传统文本分析模式发展而来的城市文化整体形象研究，以及对西方理论的照搬，脱离了中国当代城市经验的具体语境，城市文化研究面临着理论阐释力的虚弱之感。除了关注都市审美文化表象和都市整体形象，都市文化研究还能做什么？答案只能是：走进城市文化现场，透过时尚与摩登的表象，进入中国当代城市发展的内在生活肌理，从文化生态的视野来观察都市文化的发展与变迁。

意大利新理性派建筑学家的阿尔多·罗西（Aldo Rossi）在其巨著《城市的建筑学》中，认为城市是由它的标志（Landmark）和“母体”(matrix)组成的，二者缺一不可。[⑦]在凯文·林奇的认知图中只有作为城市意象的标志性建筑，而实际上，城市中那些林林总总的普通建筑——“母体”，城市整体文化形象巨塔之下的各种文化人群的文化生活空间，在更大程度上承载起城市深厚的文化传统和精神个性，构筑了城市文化生态的多元性，构成了城市的文化“母体”。

这是城市文化现场的现实之一，以往城市文化研究关注更多的是光鲜时尚的标志性城市外表，而忽略了城市文化“母体”。走进文化现场，意味着对构成都市文化“母体”的基础文化群落的关注。

观察中国城市文化不可忽视的一点是都市新移民文化群落的存在。20世纪80年代初市场经济的出现，中国社会开始步入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内地大量农民、小城镇知识分子涌入都市，这些城乡迁移者不仅是中国城市化、工业化过程的主力军，也是都市生产、消费、文化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往的都市文化研究注意到了当代中国城市发展中大众文化的崛起和现代性的生成，却无意识地忽略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特殊性：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城乡二元分治之后，大量农村人口爆发式地迁移到城市的事实。

都市新移民带着乡土文明的“感觉结构”闯入都市[⑧]，他们有着怎样的城市体验和文化想象？对城市空间的感知与城市主流群体、本土居民有什么样的不同？新移民中最敏感的一群人，记录下了这种都市体验：

“远离家乡走进这满是猛兽奔跑的石森林，她和一同来的老乡在火车站走散了，她踌躇街头不晓得应该往哪个方向拿脚，背着母亲用编织袋给她改成的行李袋，硬着头皮沿着珠江城‘通天’的大道一家一家地问过去，天渐渐暗下来，可是没有一家餐馆要她，每走一步就觉得大脑里残存的意识一点一点被销蚀掉。她实在走不动了，心里除了恐惧便再没有别的什么了。”[⑨]

象征着“国际大都市”形象的高楼大厦，在新移民作家笔下，是“满是猛兽奔跑的石森林”，闯入者一不小心，就会被猛兽吃掉。“窗外，流金溢彩的城市/恍惚天堂一般遥远”(曾金明《异乡过生日》)

都市或许在中产阶级眼里展示的是时尚与摩登，美轮美奂的浪漫情调和购物者的天堂，但展现给外来新移民的是一个面目狰狞的形象，对城市体验“感觉结构”，缘于两者在城市所占据的文化空间的不同，在根本上是文化身份差异的表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子夜》里著名的吴老太爷就因为“感觉结构”对比太猛烈，被都市摩登的光与电吓死了，当代的都市新移民却在城市顽强地生存了下来。

珠三角是最早开始步入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区域，也是都市新移民最早涌入的地区。近几年，广州在打造“国际化大都市”形象的同时，以《南方都市报》为主要阵地的城市媒体开始了城市文化形象生产活动，竭力将广州建构成一个以岭南文化传统的城市文化形象标识，以构筑广州的地域文化认同。[⑩]然而据2009年6月的数字，在广州1300万常住人口中，仅登记的流动人口就达589.35万人[11]。在广州天河区繁华CBD中心的背后，是混杂居住了各种人群的石牌、杨箕、冼村等城中村。石牌村0.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着不到1万本地人和7万～8万外地人。[12]本土与移民，都市和乡村，雅与俗，各种身份、阶层的人在这里汇聚，知识分子、产业工人、底层游民、生意人、小姐等怀着“广州梦”进入城市的中心。在城中村这样一个与都市整体文化形象迥异的异质文化空间里，都市新移民文化与城市主流文化、岭南本土文化传统呈现混杂交错的社会生态。就都市新移民来说，他们对广州的想象，绝不是岭南文化形象标识的广州；他们的城市文化生活、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也和广州本土居民有着截然的不同。

“关于城市人口增长的统计数字和图表看似毫无生气，但实际上却隐含了成千上万个迁徙的人们生存和奋斗的故事。”[13]都市新移民和本土市民共同构筑了城市的文化和记忆，他们在同一个城市空间里发生着怎样意想不到的冲突和融合？不同文化身份的群体对都市有着怎样的想象和认同？有着怎样不同的生存方式和文化表达方式？给城市带来了什么样的新型城市文化景观？都市新移民的文化身份变迁给城市文化、甚至乡土文化带来了什么改变？这些变化将如何转化为更广泛的社会文化变迁形式，构成中国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乃至全球化的核心部分？

凡此种种，已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和中国都市文化的独特性不可回避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西方社会学、文化研究理论不能回答，而仅靠对都市外观的审美文化想象的文本阐释或批评，则面临理论的苍白与无力，打破城市完美未来的乌托邦神话，进入城市“母体”的文化现场，构建立足中国城市文化现实的本土理论，这是城市文化生态研究视野的第一个层面。

三、文化产业：从批判到研究

城市文化生态研究视野的第二个层面，与当代城市文化产业的兴起和发展紧密关联。当代文化研究与传统文学学科所共同面临的困惑：以传统的审美理论和文化哲学，以越来越难解释当前纷繁复杂的文学与文化现象。

以原创网络小说网站的繁荣为例。当学院派批评家感叹文学的衰落、体制内作家以街头乞讨的方式抗议不断被边缘化的处境时，各类大小的原创文学网站却办得红红火火。网络文学从20世纪90年代兴起发展至今，已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文学商品化模式，不需要再依托纸质印刷出版，网络写手通过读者的点击率和订阅率获取稿酬提成，起点、新浪等原创文学网站的人气VIP作家月收入过万是很平常的事，因此养活了一大批专职或兼职的自由撰稿人。在网络文学的巨大冲击下，小说的纸质出版变得保守而谨慎，出版社编辑往往寻找在网络上走红的小说才敢印刷成实体。网络文学生产的一个特点是创作者与受众保持零距离的接触，他知道什么样的文化产品会赢得受众的欢迎。正如《黑道风云二十年》的作者孔二狗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所说：“为什么卖得最好的全是网络小说？因为我们踩着地的，接着地气，比如我、当年明月，每天浸淫在网上，知道大家的关注点是什么，传统的高高在上的作家，早就不愿意了解人民想要什么。”[14]

这意味着文学创作标准的改变和旧有文学权威评判体系的实效。以往人们认为只有发表在《收获》、《诗刊》上才是好作品，而现在网络、手机作为阅读终端极大地改变了这个判断标准。当“天下霸唱”的《鬼吹灯》热卖200多万本、盗版近千万本；“我吃西红柿”的《盘龙》在起点中文网达到八千多万的点击率、七百多万的推荐率时，种种层出不穷的文化现象，已很难用以往的判别标准来评价。研究者不能简单地因为文学产业化、商品化就为当代文学贴上品性堕落的标签，如果用传统的雅俗文化标准，甚至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民间文化的分析范式来理解当前都市文学的产业化，恐怕已经太过笼统而失去阐释的有效性。

长期以来我们对文本关注太多，甚至民间文学研究也过多地停留在农业时代固化的、经典化的史诗、神话、民间故事等文本上。当研究者习惯性地将城市文化现象固化为各种现成的文本，会有许多看不清的迷雾。在以前，精英、民间的边界非常清楚，印刷、口头文化的边界也非常清楚。而现在，随着都市文化产业链的形成，以网络为主的新媒体与传统媒体、IT、电信的行业边界变得模糊，今天的小说出版业，文化的生产、传播和接受过程在同一个时空里完成，可借助手机、网络等多种介质；百度刚开始是一个提供内容搜索的技术公司，但是现在，百度也是内容提供者，具有了都市传媒的属性；腾讯也不再单纯地被认为是电脑公司，而也是信息的提供者和城市虚拟文化空间的建造者。IT、电信、互联网和传统的文化产业急速融合在一起，带来了产业的大融合。

以上种种，都是当代城市文化现场活生生的现实，文化、文艺产品与数字媒体的联姻，无论是文化创作还是传播、甚至接受的方式，都发生了改变。文化产业领域总是在瞬息万变，这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新技术在不断改变都市的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方式的同时，也在都市人的心理层面发生潜移默化的化学反应，塑造着新的文化产品形态、情感趣味和对都市文化生活的想象。对城市文化产业下诞生的文化产品，城市文化研究者可以发表任何立场的文化批评与批判，但或许更紧要的不是急于对现成文本发表评判，而是对产生这种文本的都市文化运作机制、文化生态环境进行具体细致入微地研究。

四、文化现场的学术理念

城市文化生态研究视野并非简单地否定对城市整体审美形象的研究，或者审美分析、文本阐释的研究方法，而是在此基础上，从城市的外观深入到文化发生的现场。不管是以打造“国际大都市”为目标的现代性都市乌托邦运动也好，将本土民俗文化因子添加进城市文化形象塑造也好，都只是城市文化多面体中的一个面向而已，多元异质文化群落的出现和新的都市文化生成方式的出现，已成为当代城市文化现场最活跃的部分。进入文化现场，是原有城市文化研究视野的拓展和深入，也是文化学者介入城市社会生活内部的一种方式。

走进文化现场也并非简单地将都市社会结构性变量或者文化产业背景因素添加到城市文化研究中，与以往研究比照，城市文化生态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城市文化研究的对象不再仅是将城市文化现象固化成文本后的审美对象，更加关注文本和审美对象背后的一整套文化活动，包括城市文化生产、文化传播与接受等文化产业活动，以及这一系列活动背后的文化生产机制、社会生态环境和城市文化空间。简言之，就是对城市文化进行活态的研究，从文本、审美表象进入文化生产活动和日常生活的现场。在这方面，整合了文学、民俗学和城市社会学等跨学科的资源、对近现代城市文化的考察已有相当的研究成果。叶中强在考察清末民初近代城市文化发展的研究中，就回到传统文人向现代文人蜕变、生长的文化现场，考察他们赖以生存的消费文化空间、市场稿酬机制、结社、狎妓活动等整个现代文学生产的生态环境；[15]王晓渔则从亭子间、咖啡馆和“野鸡大学”等都市空间的研究来解读现代上海知识分子文化生产与论战发生的场域。[16]就当代都市文化研究来说，酒吧空间作为消费主义进驻中国日常生活的表征而成为城市学者重点考察的都市空间。[17]当从文化生态视野进入城市文化现场时，无论从哪一个维度切入，都会挖掘出许多鲜活而复杂的文化经验和文化脉络。

我曾让学生欣赏评弹名曲《杜十娘》，娇娇滴滴夹杂吴侬软语的调子，几分钟过后，学生的新鲜感没有了，很快台下睡倒一大片。如果时空转移到三四百年前的明末清初，东南沿海和江浙一带大小城市的茶楼、书场、勾栏、瓦子，听书、看戏、听评弹，还是当时市民非常时尚的生活方式。明朝嘉靖二十六年（1547），田汝成绘杭州西湖民间娱乐盛况说：“其时，优人百戏……鱼鼓、弹词，声音鼎沸。”（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如此声势、规模的民间说唱自然需要大量的说唱材料，有需求就有供应，大量的弹词创作便在这种文化市场需要之下发展起来。

起初进行创作的是一些活跃在民间的说唱艺人, 比如柳敬亭，有诗文记载“识弹词柳敬亭，十年浪迹等浮萍”（王汝玉《读余谈心〈板桥杂记〉，偶咏其事》），《桃花扇》里也有对柳说唱的描述。后来文人看到弹词市场如此兴盛，也纷纷创作起弹词——于是“诗歌体长篇小说”诞生，比如《再生缘》、后来的通俗小说家张恨水的《啼笑因缘》，都是弹词小说。文人的案头创作毕竟跟现场的表演有距离，要对文人创作的弹词小说进行改编，行话叫“摘锦”。于是，明清时期便出现了一大批专事改编文人弹词、用于民间说唱的大家高手。那时作家文人参与写弹词，后来干脆将弹词与小说二者结合起来写，即用弹词的形式作小说。“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若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就是留下来的口语化的痕迹。

如果仅从文本的角度，我们就不能理解《杜十娘》为何在一个时代如此畅销、而在当代却激不起被精英典雅文化所“规训”出来的大学生的兴趣。当把文本和活的文化生产、传播、接受活动整合起来考察时，会产生许多新的问题意识：近代小说创作和弹词究竟有多大程度的关联、如何相互影响？古典弹词《再生缘》通过电视剧改编如何为当代的电视观众所接受？每个时代具体的文化生态环境如何影响了文化产品的形态？通过回答种种具体的问题，或许我们更加切近城市的文化现实，也更容易发现城市文化的发展脉络，把握哪些文化传统因子仍然散发着日久弥新的魅力，成为当代都市生活的一部分。

其次，从研究视野来看，城市文化研究不能仅停留在中产阶层、精英知识分子对现代性、时尚消费的美好体验与想象上，或者“权力美学”打造的整体化的城市文化形象上，而是关注城市文化生态的多样性，关注多元异质文化群落的冲突与融合，以及怎样以各自的方式构筑着城市的文化景观。

尽管从几千年中国文化发展来看，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一直处于冲突和交融状态，民间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原生态创造力，但在文学史和文化史上一直被认为是处于较低级形态的文化形式。近年来，与城市化进程相伴而生但被遮蔽了二十多年的“打工文学”引起了文学界、文化研究者的注意，有趣的是，“打工文学”要么被纳入“底层文学”的框架得以讨论，要么被纳入城市文化品牌的形象建设中。对于前者，“打工文学”往往被阐释为一种承受“现代化阵痛”的悲剧、为时代前进所遭受的苦难与牺牲的表征，当评论家指出“打工文学期待深化”、需要抵达文学应有的艺术深度，“打工文学是否能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描述，仍有待商榷”时[18]，激起了“打工作家”的不满和抗议，认为“打工文学不需要深化” [19]；一位“打工作家”曾问我：“你说你们的理论凭什么强加给我们？”的确，打工文学在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随着城市化进程而兴起，到九十年代已经形成相当成熟的文化产业，《大鹏湾》、《佛山文艺》等打工杂志曾达到10万份以上的销量，这些文化产品与都市各种时尚精英杂志一起，构成了都市整个文化产业的一部分。但由于一直以来受各种传媒表征的打工者共同体刻板形象的影响，评论者虽然看到了苦难和牺牲，却很少深入这些都市新移民的精神世界，关注他们从乡土社会进入都市社会的体验和冲突，带来的文化身份变迁以及对城市多元文化生态的建构。当用传统的精英文化评判标准来阐释“打工文学”时，往往会产生解读的困难和理论的捉襟见肘。城市文化生态研究视野不是急于表达价值评判而是深入对文化群体的具体生态环境的分析，了解和尊重多元身份的城市主体的世俗欲求、文化审美趣味，发现在官方的、精英主流群体的审美标准和价值规范之外，都市社会其他的异质元素和多种可能性，丰富对都市文化发展与变迁的理解。

其三，就研究方法而言，走进文化现场，意味着将经典的审美分析、文本阐释方法与实证研究等结合起来。首先是一种观念上的转变：即研究者对自身所处的价值立场和文化观念保持审慎的检视，不以自身的文化规范和价值尺度来评判他者或要求他者，而是跳出自身立场的局限，以一种“理解”和“同情”的态度来看待研究对象，参与和体验其中，尽量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特殊性保持冷静和客观。这是文化人类学田野工作（field work）的真谛，也是文化现场研究的要义。

对于城市文化生态视野的文化现场研究来说，社会学的实地考察和人类学、民俗学的田野调查是非常重要的实证研究方法。目前，国内的“现场”田野调查有成了检验理论假设的实验场的倾向，而受到学者的诟病，提倡告别田野而深入理论研究，[20]其根源在于将现场的田野调查变成了一种目的而非手段。在文化生态视野的实证研究中，田野调查、民族志是一种获得资料的方法，更是一种研究手段，也就是说其本身并不意味着学术研究，只是深度研究的一种“跳板”。因此，在笔者看来，“文化现场”的实证研究除了社会学、人类学的实地田野调查外，可借鉴多个学科的研究方法，具有更丰富的内涵：

“文化考古学”：就像考古学，不能只依靠几个古董、器物就复原一个时代一个地域的文化现状，而必须亲临考古发掘现场，考察其文化遗址的具体文化生态环境，并结合已有的传世文献进行“三重证据法”的解读。近年来历史学界的“新文化史”转向有两个维度，一是从政治史、思想史转向文化生活史；二是从官方的、精英的历史转向个别微史、底层生活史，从这两个维度出发的新文化史研究为都市文化研究提供了“文化考古学”的想象，对中国城市文化研究尤其是古代、近现代城市文化研究是一笔非常重要的方法论资源。王笛对近现代成都街头文化的研究可谓典范之作，他将作为公共空间的街头文化的变迁和下层民众的公共生活、公共政治结合起来考察，细致地梳理了当地精英、下层民众和地方政府是如何发生交集、冲突，并作用于作为公共空间的街头的文化风貌的。王笛曾多次到当代的成都进行实地田野调查，其主要方法还是对当时的大众传媒、地方私人游记、民间文学等大量原始资料和二手资料进行了“认真耙梳”[21]，虽然这里面大量的并不是作者自身的直接经验，却是当时留下来的关于文化现场的大量活的间接经验，对这种经验材料进行“文化考古学”的梳理，也是走进文化现场的一种研究方法。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研究日本何以成为日本民族时，却从未到过日本，靠她在美国所能搜集到的日本影像资料、前人研究资料获得日本国民性的信息，写成了传世名著《菊与刀》。这两个研究都因为时空的阻隔而无法亲身进入现场获得第一手的资料，但学者都利用间接经验进入了文化现场，因此，进入文化现场并非机械地亲身进行实地田野，所有的现场研究都只是为了“文化考古学”式的文化生态还原的需要。

“网络田野”：当代都市经验的一个特点就是都市被分割成错综复杂的、形态各异的文化空间，以网络为主体的新媒体建构了虚拟的社会文化空间，成为当代都市人群文化娱乐、消费的主要场域，简言之，虚拟空间已成为当代都市日常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开辟”了都市文化研究新的文化现场。在虚拟空间里呈现的现场状况在某种程度上说比现实空间里更真实，同一则评论，发表在天涯博客和发表在腾讯博客，读者反应大不相同；比如2007年热播的琼瑶剧《再见一帘幽梦》，对于琼瑶编织的“纯情公主”的梦幻童话，在天涯遭到“涯友”们谩骂的同时，却在“非主流”论坛受到网民的热捧，不同的坛子褒贬大为不同，甚至相互窜到对方的坛子里对骂。受众群体审美趣味的差异化和多样化，也投射到网络空间，塑造了网络媒体多样化的形态和文化特质。而要获得虚拟的“文化现场”的经验，则必须要通过“网络田野”的方法获得真实的第一手资料。

总之，从城市文化生态研究视野重新审视城市文化，其基本价值立场就是从城市整体宏大叙事转入对文化现场细节的具体考察，从而激发经得起细节考验的本土理论思考；这种“文化现场”的学术理念整合了文化研究、新文化史、城市社会学、文化社会学、都市人类学、文化生态学和传播学等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资源，与原有的城市文化研究视野融合，将以往城市文化研究的“虚”与社科研究的“实”结合起来，实现理论与现实经验的对接，对于城市文化研究的创新和理论的深入来说应当具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