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君主时代的陈述：档案是霸权与政权支配下的“传声筒”
“写一部话语对象的历史，不是把这些话语的对象深深地插入到他们共同的来源地，而是要展示支配着他们分散规律性的联结”。对档案而言这个支配主体就是权力，在君主时代这种权力与陈述的联结体现为霸权（也有政权）对陈述的支配。这一时期的权力陈述有着其“暂时存在”和真实所指的分化，贯穿着档案的两端：档案的形成和开放利用。
1.陈述的“暂时存在”。福柯在描述陈述时说“它又在记忆中，或者在手稿、书籍以及任何形式记录的物质性中，为自己开辟一个暂时性的存在”[[[](法)福柯.知识考古学[M].谢强,马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34.]]。这里笔者想用“暂时存在”来表示档案在君主时代作为一种权力陈述的表层意义。这一时期的“档案”因为十分强调“存史”、“资政”功能，与史料难以严格区分开来，故本文对所举例子究竟是档是史不做细分，只统一看作“陈述”来分析。远在君主时代之前档案已经体现出前文所说“分化”的特性。以孔子编纂《六经》为例，这一陈述的现实需要（教学所需）与政治目的（“赞王治”、“追迹三代之礼”）已经具备了“暂时存在”和真实所指的分化。（1）避讳制的暂时存在。看君主时代的文书、档案与史料，可知霸权的陈述选择了较为显眼的亮相方式，避讳制度就是霸权陈述中的一项典型制度。“民国以前, 文书中不得直书当代君主或尊、长之名, 而必须以其它方法以避之，是谓避讳”，避讳常用改字、空字、缺笔的陈述手法。雍正皇帝曾经就对本朝人的这种“改”“空”“缺”表示不解：文献中凡是遇到胡、虏、夷、狄要么就空下不写要么就以谐音异形字代替，如把“夷”写作“彝”，把“虏”写作“卤”……避讳的“暂时存在”是为了凸出特权集团的地位和阶级的一项书写制度；（2）起居注的暂时存在。君王起居注是君主时代霸权陈述的一个重要形式。《隋书·经籍志》“起居注”类《小序》把起居注的作用说得很清楚:“《起居注》者，录纪人君言行动止之事”。历史上就连九五至尊的天子也无权查看自己的起居注，明神宗中年形迹浪荡不羁，但生怕自己的丑事被史官写进起居注里，可见起居注尚且算未被皇权浸淫过的一方政治净土，它的“暂时存在”可以看作是一种约束帝王言行的据实直书的陈述；（3）圣政录的暂时存在。起居注中于帝王形象有益的那部分是编纂圣政录的重要材料来源。单从字面上看一个“圣”字就解释了“圣政录”的功能，今天的档案强调证据的神圣性，古时的圣政录则以强调帝王形象与权力的神圣性来体现霸权的陈述。塑造一个有着“嘉言”、“圣德”，行“美事”的统治阶级形象并垂范后世是圣政录这类史籍的“暂时存在”；（4）罪己诏的暂时存在。霸权陈述最高明的把戏就是“罪己诏”的发明。汉文帝是中国历史上罪己诏的始作俑者，在他的罪己诏中，充满了德治意识下的反省自谦之词：不德、不敏、不明。封建时代“罪己”时有发生：星象有异——罪己，旱年灾年——罪己。中国古代，皇帝站在权力链的顶端，实际是不可能有勇士敢于将这样的沉重的政治帽子扣在他身上的，所以罪己诏的“暂时存在”可以看成是帝王追求以德配天的努力实践。
君主时代的档案发挥着它的传声筒功能，把这种霸权陈述的“暂时存在”内化为“听筒”另一端（君主以外的社会）喜闻乐见的权力阶层的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