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工具性”陈述的重复让权力介入得以继续
《书断》中解释了中国古代早期的一种文书档案——书契出现的原因：“大
道衰而有书，利害萌而有契”，继书契之后的“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作用是供“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周易•系辞》）。在中国古代早期就已形成“档案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的档案思想雏形。宋代枢密使韩琦在《乞差官编录机密图书奏》中指出“历古以来，治天下者莫不以图书为患，盖万世之根本，后世之模法，不可失也”，同样是将档案的重要性放在“治天下”的高度来看待。西方国家视档案为“插入鞘中的剑”、“社会的甲胄”，其档案思想与我国古代已有的档案思想亦是不谋而合。当代社会，我国从政治话语上强调向治理话语转变，档案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细分被提出后，档案话语也在寻找治理的传播途径。尽管历经千年沧桑，今天档案人的档案思想仍然是对中国古代早期档案思想的一种“换汤不换药”式的重复：档案始终是可被国家和政治利用的工具。
（二）封存性陈述的断裂让权力介入得以隐身
从中国君主时代的兰台、石渠、架阁库、皇史宬到古埃及的法老档案库、神
庙档案库、古希腊的王宫档案库、城邦档案库，权力阶层不愿意让档案成为脱离控制范围的存在。但近年来，我国频频谈起“公共档案馆”（有学者认为这个称谓不妥，应叫做“国家档案馆”），国外甚至提出档案的休闲利用，一个讲档案馆是公共文化服务场所，要“面向公众的文化关怀、记忆共享和知识挖掘中发挥自我效能”，“应朝着社会化、服务化、多元化方向发展，以客户需求为导向，提供人性化、智慧化的个性服务”；另一个主张利用信息通讯技术发挥档案的文化职能，“以具体的活动和方式满足社会、特别是发达社会中，拥有充裕的自由支配时间的广大用户们越来越迫切的娱乐和文化方面的需求”。人类努力地同过去档案的封存话语宣告着断裂，但不论把档案馆变成“公共”还是“公开”，只要涉及管理和职能，权力就始终存在。
（三）功能性陈述的替换让权力介入得到易容
档案作为国家管理活动的真实记录，在古代就被认为是“君主的心脏、安慰
和珍宝”，随着社会的发展，档案不再是君主的专属利器而有了更具有社会意义的功能。20世纪80年代以后，档案服务于统治、政治的功能受到批判，与此同时“档案在国家、民族身份建构和认同感中的重要意义得到了广泛的阐发，声抒不断”。尤其是在历史出现断裂、歪曲时，整个国家通过档案来回顾同样的记忆，个体的“私语”音量渐小，社会向同一处寻找话语、声抒话语，从而使国家的表达不言自明。比如说钓鱼岛争端正热时，我们通过查档发现早在古代中国的军事地图上就明确标示着钓鱼岛如今所在区域是我国的辖区，或者日本否认并扭曲侵华的史实时我们通过公布档案证据撕破其假面时候的档案功能，这就是档案作为一种社会记忆除了可以被保存或遗忘之外，能够被有选择地“复刻”的功能。权力通过这种复刻，驯服敌对话语并剥夺其创造策略的能力和兴趣。除此之外，档案还有一种功能：被支持着建构记忆。米尔斯提出，大众传媒作用之下出现了一种“大众社会”。这种“大众社会”如果无控制地生长下去，所有“集体”的概念（哪怕是最微小的集体单位）将不复存在，大众将只会在乎自身的个体意识。个体话语生长太盛，会对权力中心产生千丝万缕的离心力，于是权力支持（更确切地说是指引）大众去构建一种能被持续言说与认可从而产生（微弱但能够聚少成多的）向心作用的记忆话语，它向大众提供记忆的架构，并鼓励大众给它添砖加瓦，家庭档案就是这样的一座“记忆屋宇”。民众在这种架构中站在了档案生产权利链的首端，却离权力生产链的首端保持着一段绝对安全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