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防风国，董楚平先生认为“风字古从鸟，风姓表示崇拜鸟图腾。‘防风氏’是以居地与图腾为氏。”而良渚国，则便是以鸟为崇拜，出土文物多有鸟形刻画，“良渚文化许多神徽图案的两边都刻有鸟纹，反山M12的玉钺则把鸟的图案刻在神徽下面，都表达了神灵在鸟之上的高空，以及乘鸟飞翔的寓意。而鸟身上所刻画的神灵眼睛，则应是以鸟为神的附着体和神灵指示物的一种象征性表现。”
这些都非个例，在反山、瑶山的良渚墓地中以及嘉兴双桥遗址都出土了鸟形玉、陶器，传世玉璧玉琮也多有鸟状、鸟纹，说明鸟崇拜在良渚文明中是很普遍的。比如福泉山墓中出土的鸟纹黑陶豆、双鼻壶、宽扳带流黑 陶杯，草鞋山的带盖贯耳壶等。很多学者认为良渚文明是《山海经》羽人国，但是神话毕竟难以证实。杨菊华认为“风与凤相通，凤是凫的通称，防风氏即防地崇鸟之人，良诸文化与之相临。”
其次，从民俗学来看，吴越地区习俗有祭防风神，“越俗，祭防风神，奏防风古乐，截竹长之三尺，吹之如嗥，三人披发而舞。”从这种“披发而舞”的断发文身习俗来看防风国和吴越文明是极其相似的。良渚文明消亡后，江南地区先后兴起了广富林文化、马乔文化，直到吴越文明。当然《述异记》的记载已经是防风国之后两千五百多年的事了，记载一定有附会或传说的存在。但民俗习惯是一个地区稳定的风尚，千百年下不会有太大改变。祖冲之著书时或许会夸大一些成分，但不会捏造当地百姓的客观民俗习惯，这是没有意义的。
第三，在与大自然抗争的形式非常相似。神话中防风氏和大禹一样是一位治水英雄，董楚平先生认为：“在三地神话中，都说防风氏的主要事迹是治水。”[ 《防风氏神话的新发现》，董楚平，《浙江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说明当时洪水泛滥情况是比较严重的。而良渚文明考古最新成果便是大规模水利系统的发现。“古城北部和西北部还分布着规模宏大的水利系统、与天文观象测年有关的瑶山、汇观山祭坛以及广阔的郊区，整个城市系统占地面积达到100 km 2 。”
良渚古城及外围水利系统结构DEM[ 《良渚古城及外围水利系统的遗址调查与发掘》，王宁远，《遗产观察》]
良渚位于江南水乡、河口冲积平原处，洪涝灾害频繁，所以他们想要生存就面临着艰巨的防洪的任务。“遗址区周边的这种地形、地势很明显容易给遗址区范围造成严重的洪涝灾害。”[ 《良渚文化人地环境因素初探——以良渚遗址群为例》，郭青岭]笔者认为这正是防风氏治水神话存在以及流传的原因之一，因为防洪治水在他们生活中占有很大的比例，是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故而流传至今，甚至神话传说认为防风氏是因为治水而迟到了大禹之约。
第四，在社会生产方面，防风氏是善于制作玉器的，“防风常到湖岛，以玉器换取青铜器”[ 《浙江通志·卷二百二十》]。据此可以得出结论，防风在玉器制作方面数量大，应该也很精美，可以以之换取青铜器。而良渚的考古发掘出土有大宗玉琮、玉璧、玉瑗、玉璜、玉钺等礼器，制作精美，种类达几十种之多，完全可以代表良渚的现金文化。但良渚文化几乎没有青铜器出土，所以二者的相似处一眼明了。
神话中的防风氏是一位如炎帝一般的圣人，教人尝百草、种植庄稼。“在《防风氏的由来》这篇传说中，‘他（防风氏）只靠狩猎已养活不了自己的部落 ……又亲手用兽骨、木头制成耕犁，教导先民辟除草莽，开垦出一丘丘田地，种植水稻。’同时‘教先民砍竹枝，采竹箬，编成笠帽，挡住太阳火辣辣的热光 。’遇到‘倾盆大雨’，“又叫部落先民将笠帽改成尖顶形”。在《‘防风氏’为啥又称‘汪芒氏’》中，防风氏又将上述‘种植水稻的经验’，热忱地传教给其它部落的先民。这说明防风氏是教民稼穑的文化英雄 。”[ 《从防风氏神话看夏朝前期的一段历史》，钟伟今，《湖州师范学院学报》第28卷 第5期]
当然，这里的防风氏不一定是一个人，可能是几代首领的工作被归为了一人之上。但神话传所中的防风国已经拥有了种植水稻的技术与农业工具的制造技术。从良渚的考古发现来看，良渚文化的发展水平与神话中的描述是相符的。比如良渚文化的石犁、石镰、石破土器、石侄等，说明良渚的农业已经非常发达，农具也都非常完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