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自然繁殖水文需求与栖息地特征研究
通过现有研究表明，中华鲟产卵前后选择流速为0.12-0.86 m/s区域巡游，在产卵时选择水深6.1-15.0 m，流速为0.62-1.16 m/s的区域交配。而中华鲟最适流速为1.3-1.5 m/s，水深9-12 m，温度为17.9-20.9 ℃[5],且产卵需要砾石底质的促进。
砾石底质对中华鲟的受精率有较大影响，2000年中华鲟产卵场采获中华鲟卵的受精率为93.4%，此时年平均含沙量为0.828 mg/m3，而2006年采获卵的受精率为34.5%，此时年平均含沙量0.2248 mg/m3，而这期间其它水文条件，除产卵期特征水位有小幅下降（在正常范围内）外，并无太大变化[6]。通过以上数据分析表明，年平均含沙量的减少，说明三峡蓄水后冲刷的泥沙渐渐在河床上形成积淤，而积淤量与中华鲟自然受精率呈负相关。
通过这些研究有利于弄清中华鲟种群数减少的各方面水文原因，并为其未来的产卵栖息地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方向。
（2）分子生态学研究
中华鲟线粒体DNA基因组全序列已成功测出[7]，该研究为避免人工放流种群降低自然种群的遗传多样性，开展中华鲟的遗传管理等有着重要作用[5]。
通过姜伟博士的回答我们了解到，近年来的监测数据表明中华鲟的种群并无太大变化，且保持了一定的遗传多样性。
（3）全人工繁殖技术研究
基于已有的对中华鲟栖息地特征的研究，全人工繁殖技术后在2009年取得成功。子二代的诞生标志着中华鲟已具有在人工环境下脱离自然环境存续的能力，也意味着中华鲟子二代可作为增殖放流的基础，从而弥补产卵场阻断带来的中华鲟种群数下降。
但中华鲟的全人工繁殖技术仍存在一些难题，如性腺发育不够成熟、启动性腺发育的个体多表现出生殖物质积累不充分、雌性亲鱼产卵率低、苗种成活率低、雌雄比例不均衡等[5]。故如要在这些领域有所突破，则需要对于中华鲟的生存环境有更加准确的认识，对其生殖机制有更加明确的了解。
（4）人工增殖放流
1999年和2000年人工放流个体在长江口中华鲟幼鱼种群中贡献率仅为2.281%和0.997% ，而2010年前微卫星DNA技术也表明人工繁殖放流中华鲟幼鱼仅占长江口幼鱼的5%~10%。2013年至今，发现中华鲟自然繁殖的现象急剧减少，原先放流的中华鲟也没有发现洄游产卵迹象。
初步看来，中华鲟的人工增殖放流规模尚不够大，种群增殖效果不明显。
但姜伟博士告诉我们，增殖放流使中华鲟的种群数量保持稳定，但是由于放流规格及生境变化，中华鲟增殖效果并未明显体现。目前中华鲟研究所正积极制定新的放流策略及监测手段，一方面由过去单一幼鱼放流，逐步更改为多年龄段、不同性比的中华鲟放流，不断优化放流结构；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对放流中华鲟的动态监测，获取相关数据，为进一步优化中华鲟放流策略制定奠定研究基础，为中华鲟保护提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