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历史渊源
民歌是民间歌谣的简称，民间文学的一种，是劳动人民为表现自己的思想、情感、意志、理想而创造的诗歌，是能歌唱的歌诗和能吟诵的诵诗。它一般是口头创作，口头流传，并在流传过程中经过集体加工而不断完善。也就是说，民歌的起源是诗歌。《汉书·艺文志》曰：“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五百篇。”此处的“诗”指的就是《诗经》。文学大师钱穆也认为诗歌，具体来说即《诗经》，是中国文学的起源。他在讲述中国文学史课程时曾说道，“诗有六义”，全部《诗经》共有六义，即“风、雅、颂、赋、比、兴”，又引用朱熹的话作了具体解释，“风大抵是民庶之作，雅是朝廷之诗，颂是庙宇之诗。”“风”又包括“十五国风”，是周代十五个邦域的“民俗歌谣之诗”。
《汉书·艺文志》曰：“《书》（尚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之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统治者利用诗或民歌体察民情、维护统治。又因陕西是周代中央政府的所在地，《诗经》中有些诗篇，与今天留存下来的陕北民歌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如今虽然无法确切考证陕北民歌与《诗经》的关系，但可以大胆推测，陕北民歌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诗经》的继承与发展，而《诗经》则是陕北民歌的“源头活水”，是其历史渊源所在”。
1.2 陕北方言与民歌
“诗言志，歌咏言”。所谓“歌咏言”，要“歌”自然少不了“言”的参与，“歌”与“言”二者水乳交融，密不可分。源远流长的陕北民歌与当地的方言也有着密切的联系。
陕北方言是陕北民歌的载体，这首先体现在民歌均使用方言创作。陕北民歌在它的产生、发展和流传的过程中记录、吸收、储藏了大量的方言。陕北民歌的创作者是世世代代生活劳作在黄土地上的人民，有的是拦羊的耄耋老汉，有的是赶脚的年轻后生，也有的是想念“三哥哥”的俊俏小媳妇儿。他们用生动形象、朴实自然、稚拙天真的陕北方言，谱出一曲曲感人至深的生命之歌。因此，陕北民歌的歌词生动而详实地记录着陕北人民的生活。
陕北方言在发音上与普通话有所差别，存在一些特殊的语音现象。陕北方言不分尖团音,但古代见系今读j、q、x的声母,部分保留了古音。普通话与j、q、x相拼的部分齐齿呼字,在陕北方言中读作 g、k、h的开口呼。例如，“街”读作“gai”,“鞋”读作“hai”，“下”读作“ha”。另外，陕北方言中鼻音较重，甚至无法区分前后鼻音。“你是我的心上人儿”中，“心”和“人”在陕北方言里均读后鼻音“xing”“reng”。
陕北方言在词汇方面也有其独特的一面。首先表现在陕北方言保留了一些普通话已经不再使用的古语。例如，“努”，古代指凸出，“努出来”指凸出来。“养”是生的意思，“养娃娃”就是生孩子。其次表现在陕北的特有词汇上，绝大多数与黄土有着不解之缘。如土块叫“土疙瘩”，窑顶叫“垴畔、碣畔”。最后，表现在构词时的附加法上。一般是加词尾“子、儿、蓝”。此外，陕北方言中还有丰富多彩的摹拟词，多数为形容词加“格”再加迭音词构成。如“俊格丹丹”、“白格生生”、“蓝格茵茵”等。
1.3民歌分类
吕政轩在《陕北民歌艺术论》中比较全面地对陕北民歌进行了分类。从形式上，分为：山曲、酒曲、信天游、秧歌曲、小调、劳动号子和酸曲七类；从内容上，分为：诉苦歌、爱情歌、和革命歌三大类；从时代上，分为传统民歌和新民歌两类；从表达方式上，分为抒情民歌和叙事民歌。而王宏印的《西北回响》并没有采用上述分类标准，而是“以主题为标准，以内容为核心”，将书中所选取的105首民歌归为十大类，分别是：黄河颂、西北剪影、穷苦的日子、多彩的爱情、思念的痛苦、秧歌词调、流浪岁月、火红的旗帜、走进新时代、唱不完的信天游。这种方法“不但涵盖了已有的分类标准，而且还包括了新民歌和仿民歌，因此更完整地反映了世代流传、不断充实的陕北民歌的新旧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