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相当长的阶段中，中国农业一直是世界第一，但恰恰是这个相对发达的农业“害”了中国人。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之问”：“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拓利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

对此美国学者戴蒙德·贾雷德在其《枪炮、细菌、钢铁——人类的命运》一书中作出了回答。这本书一开头就引用巴布亚新几内亚一位人士的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巴布亚新几内亚不像欧洲国家那样发达”，在回答这个问题的过程中不仅对整个人类的状况作出分析，也顺便回答了李约瑟之问。他认为是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人的命运：中国广大的连片平原，使中国难以形成区域性的利益主体、市场主体和发展极，从而不像欧洲那样由多山的地理条件造成人口分散居住而形成众多独立民族，而在长期稳定的大一统政治体制下，中国陷入市场竞争不足的陷阱，也导致非农产业难以发展。

这个回答是有道理的，欧洲科学技术发展的关键条件在于市场竞争、市场机制，这是中国完成工业革命、加快科技进步的时候必须高度重视的历史经验。但显然还是不够的。这只是和欧洲地理条件对比，说明了欧洲为什么会有市场竞争，很难说明为什么中国没有。难道连片平原地区就不能出现不同的市场主体吗？

但贾雷德的回答很有启发性，中国人生存发展的主要区域是中原地区，是黄河中下游广大的平原，是特别适合发展农业的区域，但可能恰恰是因为中国农业发达带来了“副作用”。平原广大且土壤肥沃，带来了农业发展的空间条件，农业发展又带来了农业技术的积累和水利设施建设的成功，于是，古代中国陷入了“农业-人口陷阱”：农业越发展，人口就越增加；人口越增加，越需要以农为本、限制非农行业发展；人口越增加，又导致土地资源越来越短缺，农民日益成为“小农”，农业生产难以形成为产业并产生规模效益；又导致农业积累十分有限，立于分散小农之上的国家日益成为财政困难的弱政府，推动非农产业、行业的发展。再加上农业对科学技术的需求也十分有限，难以在科学技术比较发达的基础上发明限制人口过快增长的技术。事实上，站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看农业，问题是非常简单的：农业是不可能让人类过上长期持续富裕的物质生活的。今天的中国人早已经总结出来了：“无农不稳、无工不富”，农业再发达，也难以带来普遍的富裕，只有在农业基础上发展工业，才能积累巨大财富，让人类消灭普遍贫困。早有学者论证，中国历史上受到称道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等，其实也只是“饿不死罢了”。

总之，中国对农业的发明、重视和发展，在对人类文明发展作出较大贡献的同时，自身却长期沦于温饱边缘的农业大国而积贫积弱，导致了在欧美进入工业社会时，无力与之竞争而备受欺凌。但20世纪中期到21世纪初期中国的发展表明，“农业-人口陷阱”造成的困难和问题是暂时的。仅仅几十年时间，中国已经跳出了这个陷阱，在基本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的同时，传统农业将逐步转变为现代农业，乡村振兴战略也开始实施。中国完成对传统农业、农村、农民的革命性变革，也将是对人类的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