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斯菲尔德通过书写第一代女性形象表达了她对新西兰的认同，通过再现新生代女性形象表达了她对新西兰的希望，她希望新西兰人能够在新世界构建自己的独立的身份。曼斯菲尔德笔下的理想的女性形象都以新西兰为背景，反映了她把新西兰认同为家园。
曼斯菲尔德对新西兰的情感经历了从拒绝到认同的过程。她移居英国后，无法融入英国主流社会，难以融入当时的主流文化圈“布鲁姆兹伯里集团”（Bloomsbury group）。曼斯菲尔德初到伦敦便对伦敦产生幻灭感：“对我而言，伦敦似乎是另一个星球。……我原来把她看成一位巨人般的母亲，在她的子宫里孕育着地球上最伟大的东西，后来，她突然变得如此贫瘠而无果——她的身体是世界的坟场。我再也无法住在那儿了。”曼斯菲尔德和绝大多数新西兰白人一样，在新西兰时把英国视为母国，“白人移民不愿意和当地的野蛮部落相提并论，他们认为自己是旅居他乡的欧洲人，而‘新西兰人’是指毛利人。”直至19世纪末，新西兰白人的“家乡”观念依然浓烈，他们认为自己是英国家庭的成员。”曼斯菲尔德在新西兰上小学时，学生们觉得英国是“老家”，而新西兰是“流放地”，学生们毕业后就去英国深造。
然而，曼斯菲尔德却难以融入英国主流社会。即便在英国生活了十多年，她仍然认为自己是局外人。“我是个小殖民者，在伦敦的园子里行走——他们也许让我看，但不允许我逗留。”曼斯菲尔德在1915年和弟弟的会面促使她认同新西兰。“1915年起，曼斯菲尔德在她的祖国找到了她的根：她童年的回忆，卡罗里和提诺考利路。”她和弟弟一起回想起家乡的花园：“我们一起摘梨，梨掉下来砸在我们背上、头上……。坐在凳子上，摇着腿，吃着梨。你不知道我们那时有多幸福，我记得我们常常看对方的眼神和笑容。这是家的感觉。”弟弟的牺牲使曼斯菲尔德彻底转向新西兰并书写她的祖国。
现在我想写我对自己的祖国的回忆。……这不但因为它是我和弟弟的出生地，我应偿还我对祖国的这笔“神圣的债”，而且还因为我的想象中我俩已踏遍记忆的每一片土地。我从未远离这些地方；我要使它们在我的笔下复活。啊！人们，我所爱的人们，我也要写他们！这是另一笔“爱的债”。我想让我们那个未被发现的国土立即跃入旧世界人们的眼帘。
曼斯菲尔德认为她离开新西兰是对祖国的背离，她辜负了新西兰，她要通过创作来报答新西兰，并且她把新西兰想象为美好的家园。曼斯菲尔通过创作向旧世界介绍新西兰社会，她的创作也得到英国文坛的认同。曼斯菲尔德最终认同新西兰为其家园。“我越了解生活越坚信只有远离城市的人们才能继承大地。……另外，我在这儿住得越久，我越想转向新西兰。我感谢上帝让我生在新西兰，这个年轻的国家是我真正能继承的传统，虽然认识到这点需要时间，但是新西兰在我的本性中。”
曼斯菲尔德的多重身份使她以跨国的视角进行创作。她的创作兼容并蓄，吸收了新西兰文化和欧洲文化中的优秀元素，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虽然曼斯菲尔德在英国饱经孤独疏离之苦，但英国悠久的历史及其丰饶的文化土壤为她的创作提供了可能。如卡普兰所言：“伦敦是曼斯菲尔德追求艺术解放的惟一地方，这样的生活在惠灵顿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新西兰在文化上是孤立的，她没有艺术氛围。……就是在伦敦她的天赋变得成熟；就是在伦敦，她发明了能够表达其独特思想的技巧。”移民“所代表的错位不是身份的贫困，而是文化和审美体验的扩展。”曼斯菲尔德在新西兰的人生经历使她具有自由平等思想，不拘泥于文化传统，大胆试验现代主义表现手法，在英国文坛和各路大师交往，向各位大师取经。曼斯菲尔德从殖民地岛国来到伦敦这样的大都市，参与了欧洲大都市的现代主义试验，通过运用在欧洲风起云涌的现代主义手法进行创作，“穿着借来的袍子而要成为真正的自我。民族主义的精英分子从他们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被笼罩在一个‘分裂的感知’或‘双重视界’之中。他们操双语，有两种文化背景，如同门神有两张面孔，既能进入都市文化，亦能进入地方文化，却又游历于二者之外。”虽然没有没有固定的身份，但她通过创作“创造出有意义的身份。”移民状况千变万化，具有无比的创造力。曼斯菲尔德像新西兰白人移民一样，“在移居国中有可能创造独特、创造性、丰富生活。他们的身份中融合多元文化，”把它们看作是促进祖国发展的一种手段。曼斯菲尔德的创作也丰富了新西兰文化艺术，成为新西兰文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