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现代化的关键是建立有效的组织。
建立有效的组织，让每个公民分享经济发展的好处。由于诺斯和托马斯认为有效的经济组织是维持快速和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如何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建立和完善这些组织成为当务之急。自10至18世纪以来，诺斯和托马斯利用西欧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事实来澄清封建庄园经济和现代​​资本主义早期的经济发展要求社会发展可以创造和维持的组织。这个组织可以是封建庄园，现代国家和政府，当然也可以是公民社会。但无论何种类型的组织，它都必须遵循市场规则。市场的建立和扩展是对有效组织运作的补充。当代中国的现代化正处于关键时刻。我们正在走向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全国和谐社会。无论是实现全面小康社会还是构建和谐社会，首先应该是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直接依赖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人均收入的实现和实际收入的增加是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根据诺斯和托马斯的说法，中国的经济发展当然也必须建立一个有效的组织，以实现合理的制度安排，以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经济增长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在此基础上，社会的利益逐渐接近私人的利益，这样每个人都可以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这种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
2.解决人地矛盾的解决方案是鼓励创新。
诺斯认为，只有人口增长低于社会产品的增长才会带来真正的经济发展。人口与经济的相互关系是社会发展的核心关系。西欧的发展历史证明，当土地生产的技术要素保持不变时，人口增长速度快于产品增长将使整个经济放缓甚至停滞不前。每当生产要素，特别是技术要素得到改善，这种改善受到制度的保护，社会产品就会增加，经济就会发展，人口就会相应增加。在当代中国，它不再是人口与土地的新问题，而是人与土地之间的紧张关系没有得到有效缓解。此外，在和平与发展的背景下，利用新技术扩大产品产出已成为制定经济解决人地冲突的更可行办法。
3.技术创新的可持续性在于政府的合理性及其政策安排。
保护和维护技术，鼓励和促进创新需要强有力的体制安排。归根结底在于产权的合理化。各种新技术和管理方法的使用和推广确实可以带来额外的价值增长，但随之而来的是“搭便车”的困境。同时，技术的创新和推广需要成本和成本。如果不能正确分摊这一成本，创新主体的收入不能超过成本，那么技术创新带来的经济增长就不可持续。为了实现这种增长，必须保护技术创新。保护措施可以由个人或团体或政府实施。西方的发展史告诉我们，作为一个权威组织的政府在组织产权制度方面更有效。但我们不要忘记，虽然政府安排更有效，但也有其自身的缺点。根据诺斯和托马斯的说法，政府本身也是一个寻求最大化租金的组织。政府越强大，寻求更多租金的可能性就越大。在历史中，法国国王的力量太强大，缺乏相应的限制。西班牙政府为了维护旧的利益阻碍了新制度的创新，从而使两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落后于欧洲荷兰和英国。可以看出，一个缺乏约束力的强大政府和一个重视自身利益的短视政府将极大地限制经济和社会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整体创新能力不足，各组织特别是经济组织的创新能力跟不上世界最先进的步伐，最终将影响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也将限制中国。扮演世界强国。幸运的是，国家逐渐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开始促进和鼓励社会创新。这无疑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应该指出的是，创新还需要保护系统，明确产权，并且必须保护所有合法合理的产权，包括知识产权，以使创新可持续。
4.经济增长必须以人为本。
强调内在潜力的发展经济增长有两个含义：一是生产要素投入大，导致经济总产出增加，这是增长的延伸，即GDP增长；另一个含义是，在社会总体经济总量增加的情况下，社会每个成员的实际收入增加了经济增长。前者的增长依赖于大量的投入，包括不断增加土地，资本和劳动力。[4]这是一个广泛的经济增长，完全依赖于大量资金的补充和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当人口急剧增加时，土地相对稀缺，资金来源不足，劳动力价格将继续上涨。那时，广泛的经济增长将放缓甚至停滞不前。后者的增长依赖于劳动力人力资本的增加，人均生产要素数量的增加，技术和组织改进的进步，以及市场风险和不确定性的降低。这种增长的关键在于组织的组织安排有利于个人收入的增加，有利于提高个人及相关学科的可持续发展质量，有利于规避风险，传播信息。中国目前的劳动力相对充裕，人力资本价格低廉。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劳动力价格将逐步上升，随着劳动者自身素质的提高，他们所需的成本将是劳动力价格。这已经得到反映，相关企业和政府部门应该尽快开始研究对策，现在是时候依靠降低工资成本的做法了。改革开放20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之一就是中国已成为世界上主要的资本输入国。大量外资的涌入对中国经济的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外资的注入使中国的经济，特别是沿海地区的经济高速增长。现在，内地很多地区也在吸引投资，重新进入沿海发展的老路。这种发展模式是典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它严重依赖外国政治经济环境，内部发展不强，抵御风险的能力薄弱。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了重大警告。因此，如何利用外资建立合理的金融流通体系已成为一种重要的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