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凯末尔的历史评价，总体来说有三者看法或倾向。第一种以正面、积极的评价为主，认为他既作出了巨大历史功绩，又在人格、品性等方面都堪称表率。第二种是以批评为主的倾向，认为他在革命战争期间及建国后搞专制独裁、压制民主，并在世俗改革中有重大失误。第三种倾向是既承认他的巨大功绩，也揭露他的负面行为和影响。不管是这三者倾向中的哪一种，学者们似乎都没有对凯末尔性格中自制和自知的一面进行充分的挖掘和研究，因此给后人留下进一步研究的余地 。
第一种倾向除了在土耳其民众中比较流行外，在少数一些学者的著述中也有所表现。事实上，在不少土耳其人的心中，他们国父凯末尔的地位已经到了被神化的地步。神化或在某种程度上神化凯末尔的倾向可以从如下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例子中看到。一位土耳其儿童问父亲他们的儿童节是怎么来的，父亲就说：孩子，在旧时代伟大的土耳其民族是不自由的。报纸上不能写喜欢的东西，爸爸妈妈们也不能谈论喜欢的事。我们的国家由素丹统治。素丹喜欢把人关进监狱。不久之后，敌人就把我们的国家包围了。这时，阿塔图尔克出现了。他是一位勇敢又勤奋的军官。他看到敌人想抢占我们的国家。于是就坐船离开伊斯坦布尔，去了萨姆松。然后在各个城市与当地人讨论。每个人都很喜欢他。他要别人做什么、给什么，每个人都做什么、给什么。根据阿塔图尔克的要求，全国各地选出来的人都于4月23日到了安卡拉， 召开一个叫“土耳其大国民议会”的会议。他们同时要求素丹的承认。这样一个新政府就成立了，阿塔图尔克被选为领导人。他召集了军队，用这支军队就把盘踞在祖国各地的敌人赶走了。此后每年的4月23日阿塔图尔克都会纪念，并把这个节日献给儿童们。
实际上，当1919年凯末尔刚踏上萨姆松的地域而开始民族革命时，他的威望远没有达到一呼百应的地步。在首都伊斯坦布尔有合法的内阁和中央政府。地方上不少军官士兵、民众团体虽然都反对协议国侵占领土，反对他们给土耳其民族强加的《色佛尔条约》，但是他们很多并不听从凯末尔的号令。对于怎么救国，他们有的人心中有着和凯末尔不一样的途径和理想。同时，土耳其民族的整个历史也不是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凯末尔之前是素丹专制、不自由的历史，凯末尔出现后就是民主、共和和自由的社会。
在一些土耳其学者当中，有时也能见到相似的观点。在《土耳其的崛起（1789至今）中，土耳其历史学家悉纳·阿克辛认为“阿塔图尔克的《大演讲》是共和国的一个转折点”，“在任何国家的历史上，都很少有人能像穆斯塔法·凯末尔在土耳其那样改变一个国家的历史潮流和人民的生活……他终结了古老的奥斯曼帝国，又接着建立了现代土耳其共和国；在建立现代土耳其社会的过程中，他成为革命性变革的导师，创造了新的字母、大学和立法体系，影响了艺术、宗教及性别关系。” 在新的英文版《大演讲》的前言中，阿塔图尔克研究中心的主任就宣称“任何想要了解土耳其人民和土耳其政治而又想避免受错误信息影响的人，都将从这一文献中大大受益”。但是仔细分析文献内容后可以发现，凯末尔在其中斩钉截铁地宣称的某些观点并非历史史实，而反而是凯末尔对自己所作所为的辩护(后文详述。同样，在西方学者贾克布·M·兰岛1984年编辑、收录多国学者论述的论文集《阿塔图尔克和土耳其的现代化》的引言中，贾克布·M·兰岛就多次提及凯末尔的魅力（charisma），并一再强调凯末尔的成功是有原因的。但是对于凯末尔世俗改革中的失误，就忽略不见。或许这是因为这部论文集中的论文本身来自于1981年纪念凯末尔一百年诞辰的研讨会，故该书的重点就是强调凯末尔的功绩。
只看到凯末尔功绩而没看他的问题的倾向在国内一些学者的著述中也能看到。杨兆钧著的《土耳其现代史》就如此评论凯末尔：“回顾阿塔图尔克的医生，丰功伟绩，旷世无双......他刚正而不残暴，嫉恶而不伤黎民，引导人民世俗化而不干涉宗教信仰，反对落后而善于走现代化道路......若天假其年，则土耳其共和国现代化的进程将更迅速”。这样的观点就显然没有看到凯末尔专制的一面和后来世俗改革中的一些失误。关于凯末尔的六日演讲，学者杨晨也认为“《大演讲》奠定了凯末尔的国父地位，成为凯末尔主义得以确立的起点......《大演讲》对土耳其民族抵抗运动和共和国建立的历史书写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于此时期历史时间的态度大多都会沿袭《大演讲》中的看法”。 这种观点忽视了三个重要因素。首先，凯末尔发表该演讲的背景是他借1926年刺杀案之机，彻底清除反对派， 从而巩固了自己的绝对权力。其次，凯末尔之所以能有“国父”程度的威望，最大原因是他成功领导了民族战争——尤其是他在那次关乎全局的萨卡尔亚（Sakarya）战役中的过人成就，而不是他“六日演讲”中的言辞。第三，在一些专业土耳其历史学家的论著中，他们对凯末尔声称的很多“史实”和观点都保留了一定程度的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