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0月，凯末尔觉得革命和建国的工作已经到了一个新阶段，有必要作出总结。于是便在自己的共和人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演讲，描述和评论在民族革命战争和创立土耳其共和国的过程中的各个历史事件。演讲从10月20日到25日共持续了六天，每天六个多小时，史称“六日演讲”。这个“六日演讲”在土耳其现代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凯末尔写的演讲稿被不少人当成重要的历史资料。里面的一些字句被写进土耳其学生的课本，尤其是结尾那段把土耳其共和国托付给青年一代的寄语被无数土耳其学生背诵记忆，并铭刻在公共建筑和纪念碑上。 土耳其历史学者悉纳·阿克辛给凯末尔的“六日演讲”及其演讲稿如下评价：“是记录1919-1921年这段时间的主要历史资料……是共和国的一个转折点” [ 悉纳·阿克辛：《土耳其的崛起（1789年至今）》，吴奇俊，刘春燕译，刘义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24-25页。事实上，凯末尔“六日演讲”中的内容已经覆盖到了1924年底的历史事件，此处提及“是记录1919-1921年这段时间的主要历史资料”应是译者的笔误。]。
这“六日演讲”的原稿用奥斯曼土耳其语写成，但出版时是用的拉丁字母的形式。原版接近600页，作为注释或佐证的还有300册档案和文件。 因为奥斯曼语大量吸收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词汇，读写不便。凯末尔后来进行了文字改革，将民族语言改成用纯拉丁字母读写的现代土耳其语，并着力“净化”土耳其语，剔除“外来词汇”。由此带来的结果之一便是后世人连凯末尔本人的“六日演讲”的演讲稿也读不懂了。故对土耳其本国人来说，对演讲稿的翻译和整理工作也成了必需。1927年之后，西方学者和土耳其学者翻译、整理出版了多个版本的“六日演讲”的演讲稿，包括：1929年由克赫勒翻译、在莱比锡出版的英文版,1950年由土耳其教育部出版的两卷本现代土耳其语版，之后1969-1970年教育部又重新出版了两卷本现代土耳其语版，[ Mustafa Kemal Atatürk, Nutuk, Istanbul, Milli Eğtim Basımevi, 1969&1970.其实该版本共有三卷，但第三卷不是演讲稿，而是附属的档案资料。] 1990年由土耳其现代语言文字出版中心的载义莱普·科克玛兹编校的现代土耳其语版， 2008年由土耳其阿塔图尔克研究中心的奈塞· 鄂兹登和理查德·蒂特里齐翻译、编校的英文版。
其中，土耳其现代语言文字出版中心的版本与教育部的版本相比，前者增加了大量的小标题（原版无类似标题）和说明，把演讲稿分成了不同的篇章，并对原文中的凯末尔的谈话、分析与其他人的引语和电报文字在字体、字号等形式上作了明显的区分，方便现代读者阅读。但这样做的缺点是编辑者给原文加的大量小标题和说明未必归纳出了凯末尔的愿意，有可能会误导读者。从后文的分析我们将会看到凯末尔在发表演讲时并非都像一篇流畅的叙述文一样，在时间、空间顺序和事件分类、排列上讲究了合理的逻辑。很多时候，他是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这一方面是因为历史事件本身的复杂性，另外还有凯末尔的演讲稿本身是在非常仓促的时间内写成的。[ 凯末尔用于写这篇幅宏大的演讲稿的时间不到一年，参见 Andrew Mango, Atatürk, John Murray(publishers),1999,pp.552-553.] 教育部的版本相对来说更忠于原著一些：虽然编辑者也加了一些注释，但都放在页面边缘，不在原文正文之中添加标题，更不自己分割篇章，且保留了更多的原始词汇和句式。2008年的英文版与1929年的英文版相比，土耳其学者根据原著奥斯曼语版校对了一些错漏，但主要的变化是根据现代土耳其语规则调整一些人名、地名的翻译。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现代土耳其语大量借用英文词汇， 故在表意方面土语版的演讲稿未必比英文版更准确。
在内容方面，凯末尔的“六日演讲”主要内容包括七个方面。首先是处理素丹制和哈里发制的问题。奥斯曼帝国的素丹自塞里姆一世攻下埃及、取得麦加和麦地那两圣地的保护权之后也获得了哈里发的头衔（sultan-caliph）。但此问题的处理异常复杂和艰难，以至凯末尔等人虽然很早就认为素丹无能、自私，走到了土耳其民族的对立面，但还是不能一次性的彻底废除两者。在大国民议会成立之初，考虑到素丹——哈里发自帝国时代以来在土耳其人民中的地位和威信，凯末尔等人不得不宣称大国民议会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从我们敌人的手里把哈里发——素丹拯救出来”。等后来抓住以英国为首的协约国对土耳其和会代表的“双重邀请”[ 当1921年凯末尔率军击败希腊入侵军队之后，之前协约国强加给土耳其的屈辱性《色佛尔条约》已失去了基础，于是协约国邀请土耳其重新商谈合约，但却同时给凯末尔领导的大国民议会政府和素丹领导下的伊斯坦布尔内阁政府发出邀请。参见The Great Speech, pp.564-565，Nutuk,pp.683-684, Nutuk,1919-1927,pp.422-423.]这一机会而采取行动时，凯末尔也只是首先将素丹制和哈里发制两者分开，然后废除前者。到最后议会终于准备废除哈里发制的时候，问题反而到了最困难的时候。既有革命阵营内部重要人士反对共和制，仍倾向于哈里发君主制；也有人担心“没有了哈里发的土耳其将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国”；还有人进言以整个穆斯林世界为重，要凯末尔自任哈里发。凯末尔付出很多努力才将素丹制和哈里发制的问题处理好。
第二方面是阐释民族主权和民族独立的思想。在一战战败之初土耳其民族曾面临三个选择：寻求英国托管或保护，寻求美国托管或保护、让各地区独立，凭它们自己各自的能力去独立和生存。凯末尔则认为土耳其民族的出路不是这三种选择中的任何一种，唯一的出路是建立一个崭新的新土耳其国家。他认为土耳其民族只能保持自己的民族独立，不然就是死亡、做奴隶。他说“历史会承认一个真正民族的存在和独立”。同时，为了破除很多人心中仍人存留的帝国迷梦，凯末尔从历史和现实等多方面、多角度给众人分析和论证土耳其民族应该作出的共和主义的选择。在他后来废除素丹制和哈里发制度的行动中，他给土耳其人民的一个最重要的理由就是土耳其整个民族的主权和独立高于一切，不得受到任何别的权威的限制和干扰。在最后废除哈里发制的前夕，凯末尔说到哈里发本人应该知道他是谁，他的权力和地位是什么；说到“伊斯坦布尔有那么多宫殿，这些都是从人民的面包中挤出的钱去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