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世界上，主要有五大宗教，即道教、佛教（含喇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天主教，戒律和世俗法律法规大概一致，对社会，具有调和矛盾、维护稳定的作用，对民众，具有教化功能，引导其行善积德，为日后幸福而暂时忘掉现实苦难，通常，管理很民主，加入、退出机制是自由的，仅依信徒意愿而定，即便是威望再高的神职人员，亦不可以自封是“神”，而仅为神的仆人。我国对诸如上述国际范围内一致认可的宗教的合法性，也予以认可，宪法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其中，第36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该条款是对宗教信仰自由的一般性规定。第36条第2款中又进一步具体规定：“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尽管如此，包括《宗教事务条例》在内，并没有提及创设认可范围之外的其他新教。
在我国，对于邪教，历经了从政府界定转为法律界定的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按照邪教非法活动及其危害性，政府先后把 “门徒会”与“全能神”（亦即“实际神”）等认定为邪教非法组织。1997年3月修订的《刑法》第300条增加“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首次在法律方面提出邪教概念，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于1999年10月在颁布的《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首次从司法角度将其解释为“冒用宗教、气功或者其他名义建立，神化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蒙骗他人，发展、控制成员，危害社会的非法组织。”邪教反科学理性、反社会道德、反人类政府，相区别于宗教，二者本质截然对立，存在根本的界限，其危害性昭然若揭。
（一）邪教危害人们身体健康，践踏人的生命、尊严及其他人权。为使文化背景、层次迥异的人接纳，邪教往往打着传统宗教的幌子，或者混合其他邪教，利用神怪传说、民间巫术等，拼凑成内容庞杂实则不少地方彼此抵触、相互矛盾的教义理论“体系”，编造歪理邪说，诱惑信徒有病不得医，采用“祷告治病、驱病赶鬼”等方法消灾避难，通过神化教主，封闭、孤立、隔离信徒，在思想、言论、行为等各方面进行控制，逐步使信徒丧失独立思考能力与该有的理性，和家庭、社会断绝往来，心甘情愿地绝对拜奉处在权力金字塔尖、扮演“卡里斯玛”[ “卡里斯玛”是早期的基督教术语，鲁道尔夫·索姆在《教会法》中将“卡里斯玛”解释为“魅力”“天赋特质”“感召力”等。]式魅力型领袖的教主，唯其是从，下至高层骨干，则不择手段地骗敛信徒“捐献”出来的钱财，乃至肉体、生命，成了肆意挥霍的“暴发户”。
邪教破坏人们赖以生活、社会正常运行所需秩序。邪教活动诡秘，组织严密,采取私自结社等手段。民间秘密结社传统其实在我国历经久远，但鸦片战争后，其开始异化为反动性质的“会道门”[ 会道门，亦称道会门、会门道、帮会道门等，是指以宗教异端信仰为纽带的民间秘密结社，因多以教、会、道、门取名而简称“会道门”。按照现今中国大陆的流行说法，是指会、道、门、教、社等反动封建组织的合称，带有贬义色彩，将会道门在性质上归入邪教之列。]。当代国内邪教又有对反动会道门的衣钵予以了承继，教主均有妄图推翻世俗政权、建立神权统治的阴谋，散播偏狭狂热的末世劫难言论是常用伎俩，“既然人类、现实和社会已经充满罪恶和灾难，面临着毁灭，只有新的救世主才能拯救人类和世界，那么唯一的出路就是加入邪教组织，在万能的‘活神’的保护下躲过劫难，获得超生”，制造社会恐慌，组织信徒自残、自杀，用极端方式挑起事端，煽动祸乱，乃至进行恐怖活动，以满足日渐膨胀的权力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