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璞该书的书名应为《闽川名士录》而非《闽川名士传》。明确著录此书书目名为“名士录”的，除了黄璞的一篇自序文（存于同治重刊本《兴化府志》）外，还有《太平寰宇记》和《舆地纪胜》。《舆地纪胜》同时注明是引自《太平寰宇记》。《太平寰宇记》成书于宋太宗976—983年间，《舆地纪胜》成书时间大致在南宋1221—1227年间。于正史记载黄璞此书书目的《新唐书》却是成书于1043—1060年间，相比《太平寰宇记》，《新唐书》成书时间晚了近百年。而南宋时的《舆地纪胜》在《新唐书》成书160多年之后却又著录为“名士录”，一方面说明欧阳修主持编修《新唐书》时没能看到这部书的序文，只是搜集到了书目为《名士传》的纪录资料。一方面说明南宋编修《舆地纪胜》时可以看到黄璞此书的著录书目即为《名士录》，也必定注意到《新唐书艺文志》所录黄璞此书书目，毕竟《新唐书》是官方史书，权威性是不可否认的。那《舆地纪胜》为何不用《新唐书》的书目名？合理的解释应该是《舆地纪胜》看到了《名士录》一书，至少是看到了《名士录》的序文，在比对此书的相关记载之后，包括比对过《新唐书》，较为谨慎地记录其书名为《名士录》。
按：当为“名士录”，而非“名士传”。弘治癸亥《兴化府志》同治重刊本里存有黄璞《闽川名士录序》，序文有“遂自国朝神龙而后，博访得以进士上第者，章句略载，得失必书，分为六卷，目为名士录”句，明确记载书目为《名士录》，而非《名士传》。黄璞在序文里自叙著此书的动因、内容、体例和目的。序文里所谓“操履”“义行”“文学”“行义”即为言与行。很明显，黄璞就是通过纪言纪行来为闽地“名士”立传。其序文里有句“博访得以进士上第者，章句略载，得失必书”，亦可知其对“名士”的“文学”也只“略载”，有选择性地录用“名士”文学章句，并适当另以裁剪，使之符合人物传记表达的需要。序文里“操履”“义行”“文学”“行义”这四个方面的内容概括起来，就是纪录“名士”的品德、才学和行为。内容决定形式，必然只能对所录“名士”的人生历程进行裁剪，选录部分言行来体现“名士”的“善恶”“得失”。考陈庆元《辑考》所辑散存于《太平广记》《太平寰宇记》《八闽通志》等书中引录自《名士录》的文章，如《薛令之》《林蕴》《许稷》等，明显可以感知到黄璞对所传录人物正是这样有选择性的裁取。
另外，序文中黄璞自称“因见《楚国先贤传》《蜀都耆旧志》”而起了写此书的念头。我们看到这二书一本书目有“传”，一本有“志”。黄璞身为崇文馆校书郎，对于文字的使用必然是慎之又慎。若其此本传记再以“传”“志”命之，有学人之嫌，起码在自序文里显明自己效仿他人书名是不大合适的，也与黄璞本人的学识和官职是不符的，故命之为“录”以区别于他二书。
洪迈跋文称为“《闽川名士传》”，当是洪迈受黄璞裔孙黄沃所托整理这部人物志时，发现此书“藏于人不广，多脱误”，集子不全，多有传讹，于是着手校对，并在整理后为此书写了跋，篇首称“右为《闽川名士传》”，当是手上整理的集子没有黄璞的自序文，洪迈就以手上可见资料之名命之，或是以洪在跋文里所提到的“太清楼秘阁本”书名命之，而太清楼所藏的这部传记也是缺了黄璞的自序文。
陈庆元《辑考》一文在“序”条下：【考证】《名士录》即《名士传》。但其并未提供任何一条依据来佐证。另外，其本篇学术文章篇名即为《闽川名士传》，而非《闽中名士录》。下文也再无提及此二书是否为同一本书。其文末又说自己一直有辑考《闽川名士传》的意愿，也并无说明此二名是否同为一书。是否其默认此二名为同一书目，尚不得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