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澜沧江-湄公河与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的政策以及与流域内国家的合作根植于中国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双向互动，即长久以来中国对相关国家和地区的认知差异以及相关国家对中国政策的回应和接纳程度，由领土、国家主权等与国际河流相互交织所形成的“河流开发困境”是导致中国与流域内国家合作裹足不前的现实因素。此外，国内参与主体的政策主张和利益差异则是直接塑造中国在澜沧江-湄公河与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政策的直接因素。具体内容如下：
（一）互动差异
1.中国对东南亚和南亚（印度）的认知差异
对于中国而言，东南亚国家是朝贡体系的一部分，且中国在这一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直到十九世纪中叶，中国一直是东南亚的主导力量，在这朝贡体系下，没有任何可能威胁中国的重大权力中心，虽然存在些许问题，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有助于促进湄公河的合作。而南亚历史上不属于朝贡体系的组成部分，作为地区性大国，印度与中国几乎不存在“等级特征”，反而更具“权力平等”。 中国在湄公河和雅鲁藏布江的行为符合其传统上对东南亚和南亚区域的认知，对于周边的弱国和小国，中国传统上表现出仁慈宽容。遵循这种逻辑，为了减轻周边小国对中国日益增长的权力的关切，中国愿意参与湄公河的共同发展。而印度不符合中国传统上对外围的认知，它在布拉马普特拉河的行为植根于中国传统上将印度视为区域性大国，遵循这种认知，中印在布拉马普特拉河的合作则相对较低。“中国外交的两大关键是与大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及积极奉行多边主义以安抚其较小的邻国。”中国在两条国际河流的政策与相互影响的国家的规模和能力有所不同。中国愿意与较小的国家一起参与多边活动。在像印度这样的大国，中国的重点是通过双边合作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改善双边关系。
具体而言，在中国与湄公河国家和印度的关系方面，无论是从人口、经济还是军事实力而言，中国与湄公河流域国家的之间的权力关系是不对称的。且这种差异存在于历史和当代环境中。历史上，湄公河地区的国家是中国传统的影响力领域的一部分。中国在文化、经济、政治制度和军事实力均领先于这些国家，正是存在这些差距和传统上湄公河流域国属朝贡体系的一部分，中国倾向于以仁慈的态度对待周边的小国。在当代，这种逻辑继续塑造了中国在东南亚的政策，中国希望避免被视为一个霸权国家，并试图让东南亚国家理解和认知到中国的政策决心，中国在1997年提出的“新安全观”强调加强对话，促进互利合作的重要性。中国在东南亚最突出地展现了这一新的举措。通过双边和多边对话以及越来越多的区域机构参与，加强了与该地区的互动。这种中国态度也延伸到湄公河地区。因此，中国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展开广泛的合作，尤其是在航运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相比之下，中国与印度的关系则更为复杂。从历史上看，中印两国之间有贸易和宗教交流，波斯、印度、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的印度洋贸易一度成为足以推动这些地区进入经济一体化的贸易。20世纪，中印关系受到领土争端的困扰，特别是1959年达赖喇嘛飞往印度，1962年中印度边界战争。中苏分裂和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战争以及随后的中巴关系进一步加强加剧了中印之间的矛盾。中国在70年代和80年代与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尼泊尔和孟加拉国加强双边关系也招致印度质疑。虽然中国与印度的关系自1979年正式建立关系以来一直在稳步提高，但仍然存在紧张局势。
2.东南亚国家和南亚（印度）对中国的接纳差异
中国在“两江流域”的政策同样受到东南亚和南亚如何回应中国政策主张的影响。东南亚各国力图将中国纳入本地区的各类多边论坛和多边合作框架中，以建立互信。不过，南亚并没有以同样的方式接纳中国，且由于南亚各国之间的关系阻碍了该地区多边机构的发展。
在澜沧江-湄公河方面，东南亚国家积极通过各种多边论坛，让中国参与其中并与之建立密切联系。多边论坛主要包括东盟“10+3”、“10+1”合作机制、亚洲区域论坛和香格里拉对话。2001年中国与东盟签署了关于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初步框架，在框架上，东盟和中国在农业、信息通信技术、湄公河流域发展、投资、能源、交通、旅游等十一个重点领域共同合作。在湄公河流域，中国除了参与湄公河委员会（Mekong River Commission，MRC）、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机制（Greater Mekong Subregion，GMS）外，还参与了东盟湄公河流域发展合作（ASEAN Mekong Basin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MBDC），该合作平台成立于1996年，旨在鼓励东盟国家之间围绕湄公河流域进行合作。这一系列的对边论坛和围绕湄公河流域的合作框架，为中国开展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搭建了平台。在雅鲁藏布江流域，南亚则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回应及接纳中国。南亚没有涉及中国的区域性组织。1980年代建立的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旨在讨论有争议议为促进有关国家加强交流与合作，解决有争议性的问题搭建平台，但并没邀请中国参与其中，且关于水资源问题，一度就被排除在议程之外。因此，与东南亚不同，中国在南亚的多边接触没有任何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