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一词，最早产生于先秦，指西周设于王城及诸侯国都的贵族子弟学校。《周礼.春官.乐师》云：“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礼记.学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至后世，国学成为京师官学的通称，尤指太学和国子学。一言以蔽之，中国古代文献中的“国学”，是一个与学校有关的概念，尤其是指中央级别的官立学校。现在我们说的“国学”，是近代“西学东渐”后，传统士大夫们为应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挑战，为维护中华传统文化的固有地位而提出来的。近代中国被西方列强用船坚炮利打开国门后，随着大量外国商品的涌入、大量外国资本进入中国投资办厂和大量传教士在沿海内地的传教办学，西方思想文化科学技术在古老的中国逐步得到了传播，对西方文明，人们称之为“新学”或“西学”，与之相对，人们便把中国固有的学问统称为“旧学”、“中学”等。随着“新学”、“西学”在“洋务运动”和“新式学堂”的具体实践中，所发挥的巨大进步作用，给闭目塞听，思想僵化的知识界带来了愈来愈大的震撼力和吸引力。甲午战败后，人们在反思泱泱大国的中国，为何竟惨败“蕞尔小国”的日本，认为专制主义的封建文化是导致中国满后挨打的总根源，辛亥革命前后，传播新思想改造旧文化，再造“新民”，成为了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共同呼声与使命。但是，在反思和批判传统文化劣根性的同时，出现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文化虚无主义倾向，一些人心醉西风，直呼欲举中国文字悉付之一炬，高喊要“砸烂孔家店”，把传统中国文化统统扫入历史垃圾堆。面对这种不分青红皂白，欲举传统文化悉付一炬的极端危害， 1902年秋，梁启超心怀“中学将亡之为患”的忧虑，写信给黄遵宪提议创办《国学报》，首次使用了“国学” 一词。其后，1904年邓实、刘师培、章太炎等发起成立了国学保存会。1905年《国粹学报》的创办，章太炎《国故论衡》、《国学概论》的刊行，刘师培《国学发微》的出版等，使“国学”这一名称在知识界得到了广泛应用。可见，“国学”一词的产生，其实就是当时知识界的一些学者对我国传统文化和学术，在西学冲击下日渐颓势的思想担忧。
前贤关于国学的见解，代表性的主要有：“国学之本体”主要是“经史（而非‘神话’）”、“经典诸子（而非‘宗教’）” 、“历史（而非‘小说传奇’）”（章太炎«国学概论»）；“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吴宓《清华开办研究院之宗旨及经过》）；“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
综上所述，今天学界一般认为，“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各种文献浩如烟海，任何人穷尽一生，也只能对某些方面、某个领域有精深的研究和了解，因此，作为推广国学研究成果的国学教育，其“国学”内涵必须也只能是那些值得中华民族世世代代传承的优秀传统文化，是那些维系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向上、勇往直前、奋发有为的精神命脉，是沿续和保存中华民族“根”与“魂”的共有精神家园与独特标识。否则，国学教育只能是毫无重点，漫无目的思想文化的大杂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