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地处贵州，雄据黔渝要冲。北通国民政府“战时首都”重庆，有娄山天然屏障；南接省城贵阳，又有乌江天险。区域内山川秀丽、土地肥沃、物产丰饶、人杰地灵，有“黔北粮仓”的名号。同时遵义又是贵州的文化之乡，汉朝已有圣贤之人开启文智教育，到了唐代以后，各州县均建有书院。直至明清以来更是人才辈出，当时的文人郑珍、莫友芝、黎庶昌被尊为“西南三大儒”，海内敬仰。
在广西宜山被敌机轰炸后，竺可桢校长与湄潭县县长等人多次信件往来，后来竺可桢决定亲自到湄潭县实地进行考察，他惊奇的发现一面临山、两面环江的湄潭县城，在乱世当中算是一片“世外桃源”，最终促成浙江大学在遵义湄潭办学七年之久。而同时期内迁到重庆的中央大学和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饱受日军敌机轰炸之苦，可见当时浙江大学内迁到遵义和湄潭是抗战期间最明智的选择和决策。
当时浙江大学是一所地方性大学，国民政府拨款有限，不像搬到重庆的中央大学等国民政府教育部直属大学颇受重视，也不能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那样关系深厚，能够做到一步到位。因此竺可桢校长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多方考虑，决定往小城市偏远地区搬迁，在内迁到遵义湄潭前一站广西宜山的时候，确定了浙江大学的“求是”校训，体现了浙江大学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精髓武装头脑，这与红军长征“实事求是”的思想灵魂不谋而合。
竺可桢校长选择遵义和湄潭作为最终的落脚点，是从多方面考虑的。首先，遵义和湄潭之间相隔70余公里，气候宜人、冬暖夏凉，物质方面能够自给；其次，当地的经济、文化和教育比较落后，竺可桢校长内迁的时候，就考虑过要搬迁到比较落后的小城市，正好可以做到产学研一体化发展。再次，遵义和湄潭距离“陪都”重庆不远，能够更清晰的了解国内外信息，便于科研和教学前沿化发展。基于这些原因，浙江大学在遵义湄潭的七年时间里，教学和科研成果能够迅猛发展，与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需要相结合，一方面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推动了浙江大学科学研究工作的全面开展。在当时，带有“中国湄潭”字眼浙江大学发表的很多科研论文被奉为精品，在国际上有很高的知名度。
四、遵义湄潭当地的全力支持，给浙江大学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基础
浙江大学1941届化学系毕业生、后曾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的杨士林回忆到：“竺校长当时挑地方，首先要看是否适合学习，其次要看当地的民风、文化氛围怎么样。”“广西宜山的文化氛围很好。当时广西的军队力量比较强，可以抵御外侮，所以学校决定先在广西宜山呆一段日子。我们就这样搬了过去。”“后来我们离开广西宜山又搬迁到了贵州遵义、湄潭，那里文化氛围也很好。”
遵义地区是贵州省乃至抗战时期大后方的重要粮食产地。竺可桢校长在内迁遵义湄潭之前对湄潭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走访。竺可桢先生评价遵义湄潭“风光秀美，民风淳朴，文化高尚，物价低廉，是科研办学的好地方。湄潭地处大后方，山清水秀，气候宜人，且粮、油、果、蔬丰富，价格低廉，实为读书治学的理想之地。”。竺可桢先生在内迁遵湄之前途径贵阳，日记当中这样记述：“据云其地二三月可通公路，米糠极廉，且有公路通思南，移运入川。”“谓其地出产甚丰，肉每元可买7、8斤，鸡蛋每元100个，米2、3元1担。……其地有水多鱼云云。”日记里面提到了遵义地区和湄潭县当时的物价比较低廉。基于抗战时期遵义和湄潭地区物产丰饶、物价低廉、交通便利，能够有力的保障浙江大学师生的后勤，才最终成为浙江大学抗战时期内迁的最终落脚点。浙大教师姚鑫后来回忆道：“抗战时期交通运输虽然困难，然而由于当地各界的大力支持，一般生活资料和食物用品还是能得到基本供应。浙大师生员工和当地群众相处得十分和谐，当地群众对所谓‘下江人’并不另眼看待，包括在遵义也是这样。”在决定内迁贵州遵义湄潭之时，贵州省府还决定补助迁移费1万元，省公路局表示可用运盐车辆支持搬迁。这些举措都体现了贵州省、遵义地区和湄潭县对浙大内迁的大力支持，为他们提供了坚实的后勤保障。在浙江大学最困难的时期，遵义和湄潭人民用实际行动表示对浙大的全力支持，留下了很多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