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江大学不断的迁移办学过程中，虽然知道内迁之路前途未卜，但想到前方战士的浴血奋战、奋勇杀敌，浙江大学师生意志坚定、勇往直前，浙江大学用自己的一言一行表达了对全民族抗战的支持和鼓励。在内迁的过程中，由于时局艰难，敌机经常会轰炸看上去人多的地方，浙江大学迁移过程中目标较大，很容易出现人心躁动。但是浙江大学全体师生坚持万众一心、抗战必胜的信念，在内迁过程中互相鼓励、以苦为乐，在内迁过程中创立了“求是”校训和校歌。浙江大学校歌后来曾被评为“全国高校最受欢迎的校歌”榜首，这与浙江大学抗战期间内迁过程中的勇往直前、迎难而上的“文军长征”精神是密不可分的。浙江大学的“长征精神”使得广大师生团结一致、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勇往直前。
通过浙江大学内迁遵义和湄潭的详细准备、细致考察、“长征精神”的鼓舞、“求是”校训的激励、爱国主义精神的传承，体现出浙江大学为内迁遵义和湄潭所做出的牺牲和努力。
1.筹划细致入微
浙江大学内迁到每个地方之前，校方都会派人先行前去勘察校址。在内迁途中专门组建了迁校委员会，商议讨论决定一切内迁事宜。迁校委员会共由七个委员组成，竺可桢先生亲自带领迁校委员会进行多方论证，希望浙江大学能够迁到潜心向学、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虽然国民政府教育部一直希望浙江大学内迁贵州，但却也有不同声音。“接二姊自贵阳来电，谓贵州贫苦甚，劝浙大迁昆明”。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暂时先搬迁到广西宜山。后来由于时局继续恶化，浙江大学的校舍被日寇敌机轰炸，决定继续搬迁。竺可桢校长赶赴贵阳，与贵州省政府当局商讨迁校事宜。同时竺可桢校长亲赴遵义和湄潭，实地考察了办学条件和内迁路线，决定在山清水秀的黔北大地扎根下来，这也成就了抗战时期世界学术界“中国湄潭”的金字招牌。
2.考察面面俱到
竺可桢校长赶赴重庆参加完第三届全国教育会议，在回到广西宜山的路上，途经贵州遵义时，专门进行了详细考察，觉得贵州遵义比广西宜山更适宜浙大生存。遵义物价在全国来说都是很低的，大米的价格仅仅是宜山的三分之一。在贵阳政府做事的湄潭籍宋麟生则建议竺可桢校长把浙大搬迁到贵州遵义东部的一个小县湄潭。他的理由是湄潭有比较宽敞的房屋可作为校舍，而且各种物价比遵义更为低廉。遵义市和湄潭县两地，除了没有电之外，低廉的物价和宽敞的房屋都适合浙江大学的教学和科研。竺可桢校长回到宜山之后，和迁校委员会做出了如果再次搬迁就最终内迁到遵义和湄潭的决定。不久在广西宜山被日寇敌机轰炸后，竺可桢校长立即赶赴重庆与国民政府教育部商谈有关继续迁校事宜，做出了抗战时期最明智的选择，就是最终把浙江大学搬迁到遵义和湄潭继续办学。
3.长征精神”鼓舞人心
浙江大学内迁办学被称为和工农红军长征并称的“文军长征”，其艰苦奋斗、勇往直前的精神感天动地。浙江大学被迫决定西迁之时，很多铁路公路都被日寇毁坏，广大师生只能冒着枪林弹雨、血雨腥风徒步前行，很多人饿了啃一口干硬的馒头，渴了就喝雨水、雪水甚至路边小坑里的积水，很多师生都感染上了风寒和胃肠疾病。在广西宜山短暂办学当中，日寇敌机常来轰炸，著名画家、当时的浙江大学教授丰子恺回忆道：“经常要躲藏在岩洞当中，看着岩洞外面天上的敌机，就想无非两个结果，要么能完好出来，就继续教学画画，要么就炸死在岩洞当中，省得再买棺材了。”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支撑着广大师生继续前行。
浙江大学在由广西宜山迁往贵州遵义的过程中，贵州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山高路远、运输困难，其困难程度不亚于“红军长征”的贵州进军。1939年数九隆冬、天寒地冻，浙大师生一路风餐露宿、砥砺前行，从广西宜山出发进入贵州。在“黔道难”的旅途中，浙大师生有时连打地铺的地方都没有。在瑟瑟寒风、连绵阴雨当中，穿着很多天都干不了的衣服，啃着硬的像石头的馒头，很多师生都被风雨折磨的感冒了，但是大家就是靠着信念和理想一步步撑到了遵义和湄潭。浙大这支“文军”的长征是文化知识播种机，在国家的大后方特别是贵州遵湄地区播下了科学技术的种子。浙大这支“文军”的长征是文化知识宣传队，既传播了近代科学知识，又弘扬了中华民族不怕牺牲、前赴后继、勇往直前、坚韧不拔、众志成城、团结互助、百折不挠、克服困难、忠诚爱国的“长征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