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兴》：怎能让人高兴

——评贾平凹长篇小说《高兴》

著名作家贾平凹的长篇新作《高兴》，应该很优秀。据说，这是他写得最吃力的一部，历时3年，五易其稿，把手指都磨出了个大坑，皮下还留有淤血。

    尼采曾在《查拉斯特拉如是说》中写道：“一切作品之中，我只爱以自己的心血写成者。”[1]本来，作家苦心孤诣写成的作品，自然会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内蕴其中。然而，我读后的感觉一言难尽。直觉告诉我：这是一部怎么也不可能让人高兴起来的小说，它在艺术上也并不优秀，甚至还有些邋遢冗繁。小说关注的社会现实，让人难以高兴；小说艺术上的美感恰恰与作家写作过程中倾注的力道成反比，这更让人扼腕叹息，生出不少遗憾。

一

    《高兴》是一部什么样的小说？贾平凹煞费苦心地写作，其用意究竟在哪里?小说意在表现什么？

贾平凹为自己的小说做过这样的原意阐释，他在笔答《南都周刊》记者的提问时，曾经坦言了本意：“把我感知的东西写了出来，我觉得心里宽松了许多。我是个作家，我能做的只是把我能感知的东西写出来，这样可能会安抚我的灵魂。一个作家需要关注社会，但作品并不是要为某一个阶层去说话，最重要的是写人，写人的本身，中国的许多人事是绞缠在一起的，要写人的本身又不能剥离社会问题。所以，似乎我一直在写现实生活，但最让我感兴趣的是人的问题。”

小说通过刘高兴这个农民进城拾荒的故事来表现时代问题，抵达时代背后的隐秘真相。在大都市里，我们看惯了一个庆典几千万，一个晚会上百万，到处张扬着盛世的繁荣。或许从这些“破烂王”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里，我们能轻触到新世纪城市里很难感知到的细微脉搏。虽然《高兴》选取的是民间立场和民间视角，但一气看来，会发现作家内心深处潜藏着浓厚的批判现实主义意识。##end##

作者采用第一人称“我”来展开进城农民刘高兴都市拾荒经历的叙述，叙写了刘高兴、五富、黄八、种猪等农民在西安城靠拾破烂艰难生存的种种经历。他们被生活的艰辛压得无暇反思自己命运的悲剧本质，甚至会为微不足道的所得而高兴，这样的快乐和高兴，是中国农民乃至整个民族身上一以贯之的愚昧劣根，是“阿Q精神胜利法”的遗毒。而事实上，冥冥之中，他们的内心却隐藏着深切的悲凉和苦楚。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的选用更加凸显出现实真相和人物心理活动，但作为写实力作，却因此局限于个别人，从而缺少了一种“史诗”巨制的宏大气度。

贾平凹曾在父亲的坟前流着泪说：“《秦腔》我写了咱这儿的农民怎样一步步从土地走出，现在《高兴》又写了他们走出土地后的城里生活，我总算写了……”诚如其所言，《高兴》的叙事其实与《秦腔》一律是意欲直奔“时代特征”的，作家是背负着灵魂十字架进行创作的。作为一个农民出身的写作者，他另有一幅洞世眼光，久居都市并没有使他泯灭了对进城农民命运的同情以及对城市畸形发展的文人式忧心。正因为如此，贾平凹用心用力认认真真地、严肃地、庄重地写出了这个长篇。然而，也许是用力过于强烈，反而使小说叙事与现实贴得太近了，几乎没有喘息的余地，小说本应该内蕴的深厚意味被冗繁的叙述消解殆尽。流水似的平面叙述压抑了小说艺术多意性、可能性世界的生发，减少了几分文化气息。本来，似乎可以将刘高兴与本雅明所说的“拾垃圾者”联系起来。在本雅明那里，“拾垃圾者”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批判，是对历史与心灵碎片的珍藏，是一种诗意化的波希米亚生活方式。作为都市现实生活中的“拾垃圾者”，刘高兴完全可以具有如此丰富的象征意义，他的存在以及梦想，完全可以作为对现代文明、现代性的一种批判，一种中国式的“拾垃圾者”。但是，作家的笔锋并不在此，此“拾垃圾者”刘高兴，并没有过人的敏锐洞世的眼力，他身上还残存着国民劣根性，他没有自觉反思、批判社会现实的才力和悟性。他还是一个谋生者，不是一个思想者，他的生活没有诗意，只有辛酸和令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自娱自乐。

《高兴》，是一部反映现实题材的小说，是一部反映当代农民在城市生存状态的小说，也注定是一部令人心情沉重的小说。刘高兴最终没有如其所愿，带给我们些许快乐。他的存在和生存境况引人深思。然而，正当我们去思考刘高兴们的命运时，小说又浅尝辄止般地戛然而止，不但没有什么留白的意味可言，反而让人觉得浅白空洞。于是，整个小说看起来就像是一段琐碎的生活日记。

小说原本极具批判色彩，但由于采用单纯的民间视角，削弱了其史诗性的气质；又由于向往宏大，意欲表现时代，削弱了其文学性、艺术性的气质。《高兴》，既没有形成如19世纪巴尔扎克现实主义小说的那种社会批判精神，也没有产生如20世纪现代派文学的那种人文焦虑和困惑。总之，《高兴》，在写实上，视角闭塞，过于个人化；在写意上，又为时代特征所累，压抑了小说象征意蕴的积蓄。

二

统而观之，不论是写实，还是写意，长篇小说《高兴》在文学写人方面，揭示人性、发现人性方面，都没有出人意料的独特之处。

《高兴》，令人想起贾平凹1986年的小说《浮躁》、1993年的小说《废都》，作家带着他特有的作为农民反观城市弊端的批判眼光，一路写来，反映了现代都市生活林林总总的荒唐、浮躁以及精神蜕化的时代特征。刘高兴的都市经历，其实也没有超出上述范围，不过是把叙事焦点集中在进城农民这个近年来不断壮大的群体上。又从这一群体中，提取出“拾荒农民”这一更特殊的人群。作家在他们的代表刘高兴身上，寄予了自己对于城市发展弱点以及城乡不和谐的体认。

《高兴》是从“体验生活”中来的，这也是作家狠下功夫的着力点。能够“体验生活”固然可贵，但是单有这种写实的执著是不够的。好的文学作品还需要有个体生命情感的灌注以及艺术化的表现，在写实的基础上生发出无穷意蕴。而这种意蕴的产生，往往是通过写人性深处的隐秘真实激发出来的。像托尔斯泰和托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都是现实主义的杰作，但在现实的大地上却毅然升腾起一座意蕴深邃的人性乌托邦。写实，而并不有所拘泥；写意，在现实人性的土壤上自然生发。文学艺术的真谛不出于此，小说艺术的精髓也不外乎此。从杜甫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到曹雪芹的“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中国作家关注现实，关注普通百姓命运的传统，其实从未中断过。但古今中外的艺术精品，往往都在写实的同时，自然生出一种写意的美感。如果艺术完全贴着生活的表面来写，充其量也不过是时代记实录、生活流水帐之类的东西，最终必将“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一般说来，经典的文学作品都难以拍成成功的电影，因为文字语言艺术自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韵味。但如果将《高兴》拍成电影，我个人的看法是，电影绝对比小说强，因为电影最擅于表现细节画面和都市一角。

在《高兴》中，作者似乎过于强调城乡不和谐、进城农民辛酸的心路历程等等诸如此类的主题了。然而，这样的题材其实并不新鲜，一亿多的进城农民工早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小说写作继续叙述这个素材，如果还止于或满足于平面化的时代特征的揭示而不作深入的人性开掘，其作品是不可能攀高的。刘高兴在整部作品中也没有什么性格上的曲折发展，故事情节也比较简单，主要是日常生活的波光和潜流，琐细之处的捕捉和描绘。但透过这些表面的叙述，人物刘高兴的个体性并不突出，流于泛化，也不触动人心。《高兴》中，作者的感情也并不强烈，一气读来，很顺、很平，我们能感受到作者关切的目光，但这种关切是外在的、职业化的，并不是感同身受的，并不是感人肺腑、撼人心魄的。

《高兴》，之所以让人难以高兴，都市拾荒农民刘高兴们的辛苦生活让人担忧自不必说，小说叙事对生活蜻蜓点水般地掠过，对生存和人性的不深究、不发现，恐怕是个中深层次的原因。叙事流于生活表象，不深入人物内心，写作者与叙述者之间明显有一种“隔”。作者始终站在人物外面，内在的生命情感没有灌注其中、融入其中。写作者的同情心，如同油入水中，浮在表层。这样的小说，不免让人遗憾连连，挥之不去。无论从现实主义文学的典型形象塑造来看，还是从现代主义文学个人化写作的意象创造来看，刘高兴这个人物形象，不论怎样都难当此任。

刘高兴，显然是被作家当作都市社会里的一个弱者形象来塑造的，弱者身上往往都会有一个惊天动地的故事。文学世界恰恰擅于捕捉此类艺术形象的经典，但反观刘高兴，实在让人失望。刘高兴这个人物形象，没有表现出深度感来，他似乎总停留于表层自我而没有向深层自我运动。他既没有从自身自卑和自尊中显现出独特的人性力量，也没有从自身悲痛中反思出人性的悖论以及生活的矛盾，更无从构成批判社会的力度。刘高兴以“高兴”立言立身，但作家没有从“高兴”这个切口出发，做出对人性和人道的新发现，“高兴”也就无从成为典型艺术特征。从某种程度上讲，五富要比刘高兴刻划得生动得多。刘高兴是一个不丰满、暗淡失色的人物形象，也无从以栩栩如生的艺术典型挤入经典现实主义文学之列。

三

作为一个笔耕不辍的著名作家，贾平凹当然熟谙写作之道，轻易不会出现上文所述的那些叙事失误。那为什么昔日声名赫赫的大作家也认真地走了神，落入窠臼呢？

贾平凹来自农村，性格内敛，在公共场所向来是一个不善言谈的人。因此，他的作品往往于朴素中体现着真挚的情感，内心深处又往往交织着文人式的忧伤与淡然。他曾经为我们构建了一个立体多面的“商州世界”，他那种深得中国传统文化重性情、重情感、重气韵的审美气质，让每一位读者都难以忘怀。商州系列小说写得古朴庄雅、优柔恬淡、意蕴丰厚。

然而，作家自己似乎不满意于这些“软的笔调”，他阴柔内敛却向往古拙旷达。他推崇浑厚有力、夸张铺陈、独具气魄的汉代艺术，尤喜大汉之风，“在霍去病墓前看石雕，我觉得汉代艺术最了不起，竟能在原石之上，略凿细腻之线条，一个形象便凸现出来，这才是艺术的极致。所以，在整个民族振兴之时振兴民族文学，我是崇拜大汉之风而鄙视清末景泰蓝一类的玩意儿的。”[2]于是，作家开始转型写史诗性的长篇巨制，《浮躁》、《废都》、《秦腔》等应运而生。但不论是以上提及的哪部小说，我们还是能隐约咀嚼出作家故土商州的余味，体悟到作家生命情怀的真挚。而《高兴》则完全是都市里的故事，作家似乎心有余而力不足，怎么写也无法深入人物灵魂和生活隐秘处。关于这一点，似乎作者本人也意识到了，他五易其稿，可见一斑。

其实，贾平凹早已体认到自己这种写作转型的艰难。他在《浮躁·序言之二》中已然明言：这部作品我写了好长时间，它让我吃了许多苦，倾注了许多心血，我意识到这是我34岁之前的最大一部也是最后一部作品，“我再也不可能还要以这种框架来构写我的作品了。换句话说，这种流行的似乎严格的写实方向对我来讲将有些不那么适宜，甚至大有了那么一种束缚。”时隔20年之后，作家又一次艰难地写出了长篇《高兴》。这一次，同样的苦不堪言，但结果却难以与前次比肩。当贾平凹尝试改换写法的时候，其内容题材还是与自己真切的生命体验紧密相连的， 《浮躁》、《废都》、《秦腔》，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是“商州世界”不同程度、不同角度上的延续。《高兴》，从内容到形式，都彻底地走了样。然而，作家似乎忘记了自己早年的感悟，他的心性和文气与史诗性写实叙述是不协调的。如果说前一次，作家还可以凭借其独特的天分、才力和积累勉强弥补小说形式上的欠缺；那么，这一次写作《高兴》，贾平凹无论如何也驾驭不了这种都市生活的间接体验了，其小说中长期隐藏的巨大问题也因此尽显无遗。

诚然，一个优秀的作家需要在不断变化、不断超越中创造出更优秀的文艺作品，但这种变化不是要作家另起炉灶、改换门厅，去写与自己才能和潜质完全不合的新领域。贾平凹来自农村，其经历和学识决定了他最适合写乡土中国的故事和人生，而不适合叙写琐屑平面的都市生活。

好的文艺作品，通常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不是单凭一腔蛮力可以完成的。它需要一个智慧的作家，反复揣摩，发挥自身潜能，用自己特有的灵性感悟去把握生活中、人性中隐秘的讯息，并且艺术化地表现出来。贾平凹倾力打造的《高兴》，花费了他很多心血，应当说这是一个作家对文学写作执著和虔诚的最好表现。然而，光有这些是不够的。将力和美，恰到好处地融合起来，对生活和人性作出艺术化地处理和独一无二地发现，这是创造出一部杰作的关键。

贾平凹，毫无疑问是中国当代屈指可数的最好的小说家之一，他的才力和文性在中国当代文坛上都是独树一帜的。《高兴》之后的贾平凹，依然会继续思考、继续创作，而他一以贯之的文气一定能在作家对艺术的不懈追求中，寻出最好的生发点、着力点。这样，一部传世名著似乎就已然在不远处向作家和读者微笑招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