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降，中国进入社会变革的大时代。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迎来了教育事业的时代变迁。在贺麟看来，二十世纪既是一个社会变革的世纪，更是一个教育变革的世纪。在社会变革和教育变革的风云激荡中，人们的教育思想、教育观念已然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根据自身的亲身经历和社会观察，对这些变化进行了深入的总结和阐释：
首先，人们对待“学问”的观念出现了根本的变化。在传统的观念中，求学就是读书，读书就是求学，面对四书五经，只求在书本上融会贯通，而不实际上的求身体力行。最终形成了很多腐儒、陋儒。但是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发生转变，“以后我们可以看到书本之外的学问很多，求学不仅在于读书，尤需要肢体活动。而手足的操作又需要随时用思想，且需有专门学术的基础。从前以求学时劳心的，今后则不但劳心，亦需劳力。”他认为，随着时代的变化，从前那些被认为“下贱”的体力劳动者现在也应该被尊重，很多工作不仅需要学识，也需要技艺。正如他所提倡的“新儒者”一样，是“道德”与“技能”的谐和体。贺麟认为，今后的教育目标不应再是为读书而读书，“故今后的教育趋于接近自然，以求征服自然，要从实际的劳作或服务中，去求得真实学问。”
其次，教育“对象”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根据传统，接受教育的对象主要“士”或“士者”，能够接受教育，也就意味着在身份上具有很多特权，因此按照“士农工商”的划分标准，“士”被排在位首，具有现实的优先性。然而，二十世纪以来，“士”的特殊教育权利正逐步被打破，贺麟认为，“今后则此种特殊的与农工商分开的士将逐渐减少，而可以产生许多‘农士’、‘工士’、‘商士’、‘兵士’、‘士’同时亦就是‘农’、‘工’、‘商’。从前说‘耕读传家’，今后亦可以说‘工读传家’、‘商读传家’，即当兵的亦可以是由学问的人，可以‘兵读传家’。换言之，一切职业的人，都同时是书生，一切职业都将学术化。”只有这样，知识的传播才不会形成垄断局面，从而每一个人都将成为接受教育的对象。
再次，教育的“观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贺麟认为，从前教育的出路目标过于单一，要么做官，要么成为隐士，受教育者分工不明显，在社会上难以发挥实际用处。因此，“今后则不再专门教育一班这种似乎无所不通而其实空洞的特殊的‘士’。而趋向于专业教育，要造就专业人才或各种专家。农工商要专家，从政的亦是一种专家。”基于此，他对未来的教育予以重新命名，将其称之为“文化教育”或“价值教育”。所谓“文化教育”，是指教育应该丰富多元，是学术、工商、政治、艺术的集合，学习它们的任何一个方面，都能寻求自身的出路；所谓“价值教育”，是指教育是包含“真、善、美、用”等纯纯文化价值和实用价值。对受教育者而言，无论是在真、善、美的某一个方面有所成就，还是在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上做出成绩，都是教育的重要贡献。
贺麟强调，以做官为教育目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以做官为目的学习，不仅书读不好，而且连政治也做不好，更使得社会各方面缺乏必要的专业人才。教育不应该趋向单一的政治路径，而应该把政治让给那些有政治才能的人去办，使其他专门人才在专业领域发挥专业的功效。这样一来，既能深化专业人士的学术修养，更能使专门的技能人才人尽其才。不仅如此，专业人才也可以进行不同的专业选择，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也可转行主持兵工，喜欢艺术的人可认转而从事印刷，医治动物的人可以学到博士，但并不妨碍他们对于专业的认识和深度。也就是说，教育的目的不是在专门养成一些文弱的特殊的士大夫阶级，而是要造就有学术修养的专门人才。
贺麟的这些观点是他对社会变化的感悟和对其“新儒者”理想人格的塑造的进一步认识和深化，以适应即将到来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需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对专业的要求越来越高，只有具备专业的文化素养的人才能在自己的领域游刃有余，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只有从数千年的德行教育的信条中彻底解放出来，使教育者及不忘自身道德修养，又能参与社会化生产，才能真正适应业已来临的社会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