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麟认为，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开启了一个千载难逢的伟大时代，对于教育，我们绝不能因循守旧，走在一成不变的老路上，而是需要锐意进取，提升我们对待教育办学的速度和效能，从而使教育与时代、民族发展的步伐相适应。
他认为，长期以来我们都秉持着这样一种特殊的教育观念：“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是一个很古老亦很普遍的箴言，我们对此话一向认为很有深意。因为这表示办教育要有远大眼光，需要长期培育，不可求近功速效，且表示从事教育的人须有‘终身以之，老而弥坚’的精神。此外还含有办教育须培养良好悠久的研究传统和学术空气。”在贺麟看来，从道理上看，这种观念固然不错，但却也与我们生活中的种种现象背道而驰。例如，一个人十年前离开家乡，十年后再回去时，家乡的树木其实并没有多大变化，门前的松柏，溪边的橘树依然如初，然而，在人事方面，旧日的族人，亲戚和邻里可能都已经老死，年轻人成了家，更有成为作奸犯科，为非作歹之人。“总之令人大有沧桑变幻，面目全非之感。而十年内，他们之变好变坏，所受教育之良窳，实为主要因素。”所以，“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未尝不能有所调整，我们毋宁说是“百年树木，十年树人”
在贺麟看来，学校和教育对人的改变是非常大的，我们要充分认识教育对国家人才的储蓄与培养，“一个良好的学校，教育学生，十年内可以培育出许多人才。一个大教育家或政治家十年尽力教育，亦往往可以有深远伟大的效果。最古的如越王勾践，想要光复国土，亦只需要‘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犹如王通河汾设教，不过三年，便为初唐培植了不少开国的人才。最显著的如曾国藩，为了反对太平天国，在十数年内就曾培植出许多人才，在政治军事以及其他各方面都曾发生很大影响。犹如蔡元培先生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前后才不过留念，便作育出许多新文化运动的人才，其后果之大，更是人所共见。”他认为，今天我们的办学条件比以前有了长足的进展，完全有能力通过教育提升树人的实际效率。
他说，他之所以提出“十年树人”，代替“百年树人”“并不是要在教育大业上欲速助长，急功好利，意思无非要指出教育功效之速，远非如一般人之所想象。这样一方面可以给我们一种鼓励，指导教育不是迂阔难期实效的事，一方面亦可给我们一种警惕，使我们指导若办教育不认真，或方针办法有错误，其坏印象短期内即可立见。”更进一步说，用“十年树人”取代“百年树人”的教育理念，不是要从根本上颠覆我们的基本常识，而是因为他通过丰富的人生经验看到人生教育的种种可能性。从时间上看，人的存在远没有花草树木长存，但有不可忽略的主体性与可塑性，只要树立正确的教育目标，教育思想，激发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激情，则在很短的时间上便可收到异乎寻常的教育功效。例如，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在短短的八年时间便为后来培养了的2位诺贝尔奖得主、174位两院院士和100多位人文学者，作为曾经的亲历者，贺麟应该是深有感触的。
因此，根据贺麟的观点：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对人的教育来不得半点马虎，不仅要及时认真，而且要将人才培养作为办学的唯一标准。另一方面，它显示出了教育其实具有十分巨大的张力、正确的教育理想应在长期规划和短期成果之间形成一种动态的平衡。只有不断向教育投入，人类才能永续繁衍、生生不息。国家、民族、家庭只有做好人的培育，才能得以接续、繁衍和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