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居住权制度的渊源
居住权，乃对非所有权人对他人的住房进行居住的权利。居住权起源于罗马法，后来随着罗马法的复兴，以法国、德国、意大利等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和以英、美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国家，都在相当的程度上继承了该制度。在《法学阶梯》中，居住权的相应规定为：“居住权是受遗赠人终身享有的权利：不能将居住权赠与或者转让给他人，居住权不因未行使或者人格减等而消灭对享有居住权的人，为了事务的功利，根据马尔切勒的意见发布联的决定，联允许他们不仅自己可以于其中过活，而且还可以将之租于他人。”在罗马法中，居住权与使用权、用益权共同编织了人役权的制度架构。最初设立居住权时，是出于对部分家庭成员没有继承权，且需要关怀照顾的社会群体的保护，因而具有较为显著人身性、不可随意处分等特征。
（二）居住权制度的国外立法例
大陆法系国家在继承罗马法居住权制度的基础上，突破居住权仅具有人役权性质的局限性，演化出具有收益性质的居住权。这些国家中，德国对居住权的立法规定最具典型意义，规定了两种相异的居住权，即《德国民法典》中的常规性居住权和《住宅所有权法》中的长期居住权。传统居住权的内容较为稳定保守，不允许继承和转让处分；对于后者，只要双方达成合意，对该居住权就拥有包括出租在内的处分权，这种契约式的权利流通，有助于其价值的发挥，亦满足经济的发展要求。另外，法国、瑞士、意大利等国家也顺应时代潮流，运用用益物权与居住权二者相结合的立法方式，实现对房屋的最大利用。
相较于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两者的历史源流有所不同，又因无法律的强制性要求，故居住权可以独立存在，以特别法的形式在所有权上成为一种负担性的权利。在美国，有关居住权的保护问题，多在婚姻住宅分割的判例和法律中予以显现；而婚姻住宅的所有权问题，以当事人达成一致意见为原则。在双方不能形成有效约定时，房屋的占有使用权的最终归属，一般是谁拥有子女的监护权，谁获得该房屋，期限为子女长大成人或配偶再婚。
《世界人权宣言》以及《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中对居住权亦有所记录。鉴于此，各国以对公民居住权的保护为出发点，大都在宪法或宪法性法律中对此权利予以规定。譬如，德国在1986年通过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宪法》，国家的每个公民对自己所有，或者从共同生活的家属中获得的住宅，有不受侵犯的权利。除此之外，有的国家将公民居住权写入行政法部门。如《英国住宅法案》对“Homeless”住房保障的严格要求；美国《住宅法》规定了廉租房制度，以维护该群体的住房权益。
（三）我国居住权制度的变革
1、我国有关居住权存废的争论
我国学术界关于居住权的存废问题争议由来已久，支持和反对者的观点对比鲜明。江平教授认为，居住权制度的建立，对离婚妇女和保姆等家庭服务人员的住房权益的维护大有裨益，亦是不断修正和补充房屋用益物权的表现；钱明星教授也认为，居住权制度入法是房屋财产价值功能的体现，有助于平衡房屋的利用效益和居住价值的发挥；王利明教授则认为，居住权制度是公民之间的一种互帮互助，有利于弘扬道德风尚和良好的社会风气；还有学者的观点是，居住权制度的确立，为弱势群体住房权益的使用提供了制度保障。
与之相对，学者梁慧星、房绍坤等则对居住权入法持反对意见，认为与我国现有法律体系不相容。古罗马法对役权制度采用人役权、地役权二分体系。居住权涵括在人役权中。而人役权，又与用益物权相关联。然而，我国既没有对该权利的二元划分，也没有用益权、使用权和居住权的制度框架，因此缺乏居住权制度生存的根基。且对居住权制度的社会需求较少，对弱势群体的生活住房需求已有制度保障，如若再创立居住权制度，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由此可得，居住权制度的设立有碍房屋价值的发挥，此举与物权法的功能相悖。
2、我国居住权制度的立法变革
现如今，民法典草案物权编中把居住权制度正式纳入其中，专设一章，体现了居住权入法的必要性，且存在居住权的问题亟待解决。我国关于居住权的立法问题较早之前亦有提出。2001年，在《物权法（征求意见稿）》中居住权有明确规定；2005年在征求意见稿中，有关居住权的部分的比重有所上升，增加到12条；直至2007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因居住权适用范围有限，在正式公布的《物权法》中，居住权被尽数删除，最终未能纳入到《物权法》这一体系中来。然而，在法律实践中，有关居住权问题的纠纷并没有因未被纳入法律而消失或减少，反而只增不减。因缺乏制度支撑，司法裁判则成为解决居住权纠纷的必要手段。鉴于此，居住权在法院的实际运用中演变为一种新的权利。面对居住权纠纷规模不断膨胀的现状，仅依靠司法裁判已不能满足对纠纷的解决，因此，为维护居住权益、解决居住权纠纷，居住权制度的确立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