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战争改写了越南历史，改写了越南人的命运。在战争期间，越南人遭遇了空前绝后的死亡威胁。根据历史记载，“越南战争死亡人数中包括300万越南人”。最终在1975年，以胡志明为首的北越政府打败了南越政府，结束了长达几年的南北混战。战争后，北越政府对战败的南越人采取了一系列围剿。为了活命，很多南越人被迫沦落为“难民”，逃亡世界各地，尤其到美国避难。
《同情者》正是以越南战争为背景，以战争历史为依托，在史实与小说虚构交相辉映中重新激活了那一段残酷的越南战争历史记忆。在小说中，难民们冒着北越共产党的枪林弹雨，历经九死一生的磨难登上了“美国救命航班”，从此成为了“不再是主权国家的公民，而是无国籍的难民”。在现实历史中，这段故事也有其“原型”。根据记载，“在1975年第一波难民总共有130000”人，其中多数为南越政府高层人员以及他们的家眷。战争让这些人的辉煌成就变成灰烬，让他们从高官厚禄的优越生活跌进了四处逃难的难民生活，从此成为“无国籍的难民”，被迫在美国社会底层苟且偷生。在小说中曾经高高在上的“将军”一家也不能幸免于难。他们在美国不得不“屈尊降贵”过普通人的生活。“他们没有了往日的奢华，住的不是豪华别墅，而是租住的一间破旧的平房……‘将军’无业在家...... 他喝着便宜的啤酒和白酒，心里掺杂着愤怒与悲伤……夫人倒是撑起了整个家。她为孩子们找学校，交付房租，买日用杂货，做饭洗碗，洗刷卫生间”。可见，“将军”和夫人彻底失去了往日的“身份”，被迫在美国以难民身份维持生计，过着普通人“柴米油盐”的日子。
除了“将军”夫妇，“难民”的身份对于无名主人公“我”也带来了无尽的烦恼与折磨。主人公“我”是一个“一个间谍，一个潜伏者，一个特务，一个两面人。或许不出意外的，我还拥有两面灵魂……可以从两种角度看待任何问题”。如此的“特殊身份”迫使主人公踏上身份诉求的艰难征程。在文中，作为混血儿的主人公从小受尽了由于“私生子”身份招致的痛苦与折磨。他的父亲是位法国牧师。他带着牧师慈悲的面具，以各种手段诱骗母亲，让13岁的她为这位“大善人”自愿献身，并生下了“我”。然而，父亲视他为浮云，没有与他相认，更没有尽到一个父亲应尽的责任。“私生子”的身份让主人公备受煎熬，同时让他的母亲在亲人和周围人眼中沦落为“异类”。主人公在幼年时期受尽亲戚朋友的排挤和学校玩伴的欺凌，长大后仍然要面对周围人对他身份的冷嘲热讽。“作为一个美国与亚洲混血儿，我永远在两个世界时间徘徊，无从知晓自己属于哪一个”。他没有妄想结婚，因为“结婚的念头让我非常不舒服。作为一个私生子，单身是一种意外的优势，而且很多家庭也不愿接受让一个私生子给他们当女婿”。因此，他只能混迹于妓女中间，逃避世俗的眼光，寻找幻想的自我定位。他的这种心理就是弗洛伊德所提出的“转移”，主人公作为一个“他者”没有能力去左右和控制他的出身，而作为另一个甚至比他低下的“他者”，妓女给了他“心灵的慰藉”，让他无处安放的身份得以有了暂时的落脚点，让他的内心得到些许的安慰。为此，他在与曼（Man）的对话中，感叹道：“我不属于这里（越南）”，曼回应说“你也不属于美国”。“我”就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主人公不知道他是谁，也无从知晓从何而来，到何处去。对于主人公而言，他无法选择与生俱来的身世，正如阿尔都塞认为，“在强调血缘的传统社会中，你是男孩还是女孩，是贵族还是奴隶，是否享有长子继承权等等，都由不得自己选择”。然而，“主体在不同时间获得不同身份, 再也不以统一自我为中心了。我们包涵相互矛盾的身份认同，力量指向四面八方，因此我们的身份认同总是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为此，主人公为了摆脱身份困境，改变“私生子”的悲剧命运，开始利用这一“不断变化”的身份建构过程去寻找属于自己的身份，而这一历程注定是坎坷挫折的。
主人公母亲对他的爱与鼓励给予了他向前的动力。母亲说 “让他们走着瞧！你会比任何人都要努力学习，比任何人学的要多，比任何人知道的要多，比任何人过得都好”。正是在母亲的努力下，主人公一直为摆脱身份困境而寻找“身份建构的渠道”。因此，在高中学习期间，他加入了北越共产党，培养成为一名间谍。在战乱年代，投靠一个党派，成为一名间谍正是主人公建构和获得身份的最理想的一个“渠道”。“入党”后，主人公得到了上级赏识，并安排他潜伏到南越政府内部为北越政府套取情报。为了能够顺利渗透到南越政府，主人公被指派到美国南加州学习美国思维方式。在那里，他“阅读了美国历史与文学，熟识了英语语法和俚语，吸了毒，失去了‘初夜’......成为了美国研究各方面的专家人员”。回越南后，主人公顺利打入了南越高层“内部”，成为了“将军”最信任的左膀右臂。“我不是政府高官，但是作为‘将军’的副官，且对美国文化最为了解的官员，我参加了所有‘将军’与美国人的会议”。在“将军”的“靠山”下，主人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优越感和身份感，不再担心他人诟病他“私生子”的身份。
然而，战争的爆发导致“将军”的落魄，让主人公再次面临身份危机。他不得不另觅他径，建构新的身份。正如后现代思想家则认为，“尽管身份赖以建立的外在系统确实日益变得抽象和变幻莫测，但这种不确定性不足以摧毁人的信念，相反，正是在这种不确定性之中，每个个体都有可能把自己投入到一种全球性的‘生活政治’的运动之中，重建自我与自然及社会共同体的关系，并在此过程中找到自己的道德方向”。在美国，主人公的捐助者不仅给他提供了相应的捐助，还为他在“东方研究部”谋求了文书职位。然而，这份工作不仅薪资低，工作内容琐碎，包括“接电话，电脑上打教授手稿，填写记录，取书与协助秘书莫莉小姐（Mori）的工作”，除了糊口，让他毫无任何的身份感。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主人公应邀为好莱坞电影拍摄担任文化顾问的工作，然而最后的爆炸让他不仅丢了工作，险些丢了性命。而秘密“打回越南”事情的败露，更是让主人公的身份寻求之路布上了层层迷雾。